纯文学作家尝试被冠以通俗标签的文学形式 茅奖得主向我们“暗示”中国文学新走向

原标题：他们的类型文学还不够“严肃”吗

随着“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落下帷幕，五部长篇正式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册。我们在《雪山大地》看到作家杨志军深情“吟咏”雪域高原素净洁白的父辈精神家园；在《本巴》聆听作家刘亮程重构民族史诗“江格尔”的奇幻故事；在作家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中重温革命者谍战的惊心动魄；在作家乔叶的《宝水》感受时代大潮里的乡土剧变；在《回响》的悬疑推理中反思作家东西揭示的普遍情感现实……

然而，不仅如此，茅奖得主接受嘉奖的同时，也在向我们“暗示”中国文学新的走向——曾经“发明了新语法”的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孙甘露，文风突变，转而书写谍战小说；一度凭借中篇《没有语言的生活》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家东西，身为国内严肃文学中流砥柱，此番夺得茅奖的作品，却是一部围绕一桩案件展开的悬疑推理类小说；还有刘亮程笔下没有时间与死亡的本巴国度，因充斥着绮丽诡谲的人物与景象而博得了某个科幻类奖项的青睐——

谍战、悬疑抑或奇幻，常被冠以通俗标签的类型文学，正以前所未有的身姿进入严肃文学顶流奖项的视野，纯文学与类型文学不再泾渭分明，而严肃文学的创作者也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寻求新的创作突破。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大先对本届茅奖的评述：纯文学作家开始尝试借鉴类型文学的形式，或者说对严肃文学进行“扩容”，试图亲近最广范围的读者，扩大受众面，这也是文艺“普及和提高”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的分野与融合，不久前有两位分别代表了不同年龄层的作家给出了不谋而合的答案。作品常被归类为自然生态文学的作家张炜说，将文学的书写分成类型，是对文学的矮化和窄化，作家的表达一定是“生命全息”，而不是特别经过归类与划分的生活。本身即游走在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的作家马伯庸同样认为，对文学进行所谓的严肃或通俗的分类，是评论家和读者的事情，而创作者只需坦诚地表达与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思考，此外无他。

或许我们能够从两位茅奖得主那里，从更多创作者和评论家那里，获得他们对于文学，以及所谓通俗的类型文学更广泛的认知与态度。

严肃文学作家的“亲民”效应

据说，孙甘露的小说《千里江山图》甫一出版，还未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就已引发了超越文学本身的关注。

小说《千里江山图》中作为接头暗号的涅克拉索夫名言：“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出现在电视剧版的预告海报中。作家毕飞宇将之视为破解小说的一把钥匙。

先是60集的同名广播连续剧上线，10月份已在喜马拉雅完成首播；上海评弹团改编排演的评弹版，分作上下两本，11月28日和29日就要首演；还有话剧，明年3月，将见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名小说联播也在酝酿中；至于同名电影，上海电影制片厂已决意投入制作；电视剧集也已提上日程，北京的新艺公司已经宣发了形象预告海报，预计明年、最迟后年就将在视频平台推出。海报中除了位于中心区域的作家孙甘露的名字，最醒目的是那句作家在小说里引用的涅克拉索夫的名言：“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依稀可见先锋派作家的身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书写了《信使之函》，《我是少年酒坛子》，九十年代初又创作了《呼吸》，虽然所写长篇不多，孙甘露却是评论界公认的中国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学语法”，读之才能“领略到当代中国小说最险峻的风光”。不过在之前的采访中，对于为何会选择写一部谍战类型小说，作家始终未作正面回应，或许对他而言，写作即是出于纯粹的兴趣，以及因触动而不得不写的表达欲。实践证明，由这样一位实力先锋派作家书写的谍战类型小说，的确赢得了更广泛的拥趸。

无独有偶，作家东西的悬疑推理小说《回响》也是身为一名严肃文学作家的“另类”之作。在受奖之夜前夕的采访中，作家明确表示，这是一部“不一样”的作品，“这一步我走得更大胆，我用了类型小说的写法，创作实践性更大一些。我用推理侦破的写作方法来带动纯文学的创作，用纯文学的写作跟类型小说进行嫁接，这样的嫁接应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东西的新尝试同样大获成功，经与导演冯小刚合作改编，电视剧《回响》登顶爱奇艺2023年第一季度电视剧热播榜榜首，一度形成了关于婚恋情感的普遍意义的社会话题。人们大约已经淡忘了，这位作家曾经凭借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同届获奖者中，还有史铁生、迟子建、阿成、毕飞宇、池莉、阎连克、李国文、刘醒龙等一众严肃文学界的中流砥柱……

倒是另一位茅奖得主、北大教授李洱给予我们关于这部类型小说的另一种文学意义的解读，他说：“东西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意志和焦虑感的最佳记录者，至少到目前为止《回响》给我这种强烈的感觉。”类型文学同样可以具有严肃文学的品质与价值，但是我们依然认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大先的观点：无论是创作的题材与形式，还是作品的营销与改编，以纸张为基础载体的文学，正在不断向影视、网络等各种新媒体推进，日渐向人民的日常生活靠拢，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影响力。

与经验与阅读关联的塑造

此前在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一次论坛活动中，类型文学作为一大议题被提了出来，对于该项定位于青年优秀书写者的创新奖项而言，历史、科幻等不同类型小说的介入同样成为一种倍受注目的趋势。而旅美华人作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李翊云作为评委之一，特别提及了美国对于这一文学类别“genre literature”的认知。她透露，二十年之前，在她学习创意习作的时候，类型文学还鲜有学生问津，传统严肃文学仍是主流，而现在，越来越多年轻的书写者都在尝试写作类型文学。

英国诗人T·S·艾略特说，“类型化的文学再好，也只是二三流的。”李翊云个人并不喜欢阅读类型文学，但她并不反对年轻的写作者从类型文学入手进入创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类型文学在她看来与写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与阅读经验有关。所以对于生活和阅读经验都不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可以用一个相对容易的框架，也就是类型文学的框架。“我在美国能看到很多年轻一代写反乌托邦小说。事实上，我觉得不管写什么类型的文学，写得好的就是好的，与类型无关。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的分界并没有那么明显。”

对于那些积累了丰富的电影、游戏等新型文化产品经验的年轻一代，李翊云也特别给予警醒：“如果一个文学作品中所有的故事情节、细节都能在头脑里的一个屏幕上看见的话，那就很难是一个很好的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还是要探讨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一目了然的东西。”

或许正是源于个人生活经验与阅读经验的累积，作家孙甘露才决意尝试与其创作反差极大的谍战文学，又或者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当代的先锋派文学，是作家从未涉及的新鲜，而这正是作家文学书写的第一驱动力。

日前在有关《千里江山图》的一次对谈中，他透露，这些年做了大量阅读，其中包含古往今来各种类型的小说。这并不是要为写某一部特定题材的小说做准备，而是在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小说，不同时代的文学做一种累积，尽管目的不详，却很难把这些阅读定义为纯粹的消遣性的阅读。就这样边读边思考，那些点点滴滴累积的方法与题材，就形成了某种影响和塑造。

从兴趣“类型”出发的文学表达

“谍战”，成为作家孙甘露选择将当下的经验与阅读累积传达给他人的方式。为什么会选择此种方式？对于这位富有创造力的作家而言实则极其简单，可以归纳为“兴趣”二字。他表示：“小说尤其是谍战，充满了悬念和复杂性，包括谍战故事本身中间的人物，敌我双方都在故布疑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候看似是失误，实际上是破绽。小说有点像变戏法，像魔术家，很多作家有过这样的表述，比如我在这里变魔术，大家这样看，如果有读者说我到你身后看一下，那就没法“变”了，后面不能看的，那就丧失了很多乐趣。”

熟悉孙甘露作品的作家毕飞宇用“归零”形容作家的这次意外转型。在他看来，《千里江山图》是最看不到孙甘露语言特征的一本书。“如果说之前的创作基于先锋派文学共有的特征，更多是摒弃了外部世界的自我表达，并因此建构起自己的新语法，那么现在，作家不再有那么强烈的自我表达的愿望，他对于外部世界更感兴趣。原先是类似于普鲁斯特那样闭着眼睛写世界的人，现在他更希望成为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向外探寻的作家。与此相应的，小说的语言改变了，小说的方法论、结构方式，一切都改变了。”毕飞宇说。

转而向外探寻的作家孙甘露，从关注真实的历史开始，要书写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的目光转向中共党史，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之所以激发他的写作兴趣，关键在于那些在那个年代产生的真正杰出的人物。“他们都非常的年轻，二三十岁，”孙甘露翻阅了那个年代的历史影像和照片，他发现，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相貌堂堂，学问很好，这让他大受触动。

还有一个原因，让他不得不写，便是年纪的关系，孙甘露说，“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读小说中那些虚构的东西。随着年龄渐渐增长，好像那种热情一半就转移到了历史上，现在是看材料的热情更高。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历史档案、日记、笔记，就像鲁迅在上海见了谁，去哪里吃了饭，饭桌上还有谁，这个描述是很简单的，你就会设想自己的日常生活，简单的背后蕴含无穷的想象，它会旁逸斜出，触及更多当时的日常生活……”这或许是《千里江山图》在故事的惊心动魄之外想要传达的，作家更关心的，是故事所带动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座城市，上海、南京抑或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城市风貌，这也是小说家之所以成为小说家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作家孙甘露的兴味盎然的部分。

而作家东西，也找到了承载他的表达的通俗的方式——推理类小说。他在媒体采访中阐述对于推理小说的理解：“推理类小说产生于十八、十九世纪的大城市中。随着工业化发展，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生活在其中，周围是陌生的世界和陌生的人，于是世界成为一个有待于侦探推理的对象，我们自己也变成需要去探究的对象。”《回响》正是一部关于这个时代人的生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复杂反讽小说，对于纯文学作品驾轻就熟的东西表示，自己需要在两个文学样式间找到平衡，既不要把它变成类型文学，又要把纯文学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在两种写作方法中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否则就会滑下去，让作品变得不伦不类。而之所以这样做，是想通过这种尝试，争取更多的读者，同时把自己在纯文学里想要表达的东西，通过类型文学、通俗文学的方式真正传递出来。

“革命的文学”带来“文学的革命”

同样对革命史颇感兴趣的作家叶兆言，则称自己与孙甘露都是文学的“革命者”。他从这部谍战小说中读到一个关键词——革命。

叶兆言说，“我是对革命有一种特殊兴趣的人，我们讲中国革命的时候都喜欢讲万里长征，但是小说的名字叫《千里江山图》。我没有把他看成一个简单的间谍小说或者是谍战小说。”这部小说让他联想到了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追击》，“我觉得写革命题材小说我是非常有兴趣的，我对革命题材印象最深的就是卡彭铁尔的《追击》，它用了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的节奏脉络，我为什么说在读这个小说中能想到它呢？因为这部小说其实有一个东西能支撑它的发展，就是我们的英雄心。这种英雄心在节奏中是非常重要的。”在他看来，革命的书写与英雄的书写相得益彰，“你会感觉到，当一个英雄出现的时候，有一道光芒升起，这正是作家所感兴趣的，也是小说的好看之处。它能提供很多想象，所以小说的写作，真实不真实其实并不重要。所以，读《千里江山图》，如果说你只是简单了解这样一个故事，一段历史进程，那就去读历史书好了，历史书写得好得多，而作家为什么会这么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那次小说推介活动中，毕飞宇最终给出了阅读《千里江山图》的钥匙，“其实你们只要抓住一点就行了，就是小说里面写到的涅克拉索夫的两句话，在小说开始后不久，这两句话是作为两个特殊工作者接头时的暗号出现的，‘暴风雨就要来了，涅克拉索夫，他们说暴风雨就要来了，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

而对于叶兆言提出的关键词“革命”，孙甘露也在回答一位读者关于小说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思想主题的问题时给出了自己的解读，“‘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字面上的意思，它包含了很丰富的含义。谍战小说里边的人物也是多重性的，而《千里江山图》这个小说最核心的东西所讲的是一种信仰的选择、理想的选择：人们到底是怎样看待他的信念和道路的？换句话说，在动荡的时代，你到底站在哪一边？我觉得这才是最严峻的人性考验，这跟我们说的谍战故事结合在一起，才是有意思的部分。”

他提醒读者在阅读中要慎用两个概念：一个是纯粹性，一个是永恒性。他说，所谓的纯粹性都包含着具体的历史内容，所谓的永恒性一定是具有历史应有含义的。当我们阅读小说时，不管你是从哪一个层面去进入作品理解，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提示。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