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山屯汉墓群航拍图。
精美的漆器。
出土的汉代玉带钩。
考古队员在清理出土的器物。
原标题:2000年前古海上丝路
黄岛区土山屯汉墓发掘取得重大战果 出土1000多件珍贵文物
一段深埋地下2000年的历史真相,随着一座座大墓的发掘重见天日;一个汉代堂邑县令的神秘身份,随着罕见木牍和印章的出土,被慢慢揭开神秘面纱……从去年开始,为了配合建设施工,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黄岛区博物馆,对黄岛区内土山屯汉代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给考古人不断带来惊喜。尤其是今年3月开始至今,发掘70多座墓葬,共出土1000多件珍贵文物,像公文木牍等文物还是首次发现。还有发掘的数座琅琊墩式封土大墓更为罕见,其墓葬形制和葬制、葬俗特殊的战国晚期至汉代古墓葬,对研究墩式封土大墓的演变发展和传播路径等具有重要价值,为研究南北文化交流和青岛古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资料。
汉墓群出土上千件文物
黄岛区依山面海,曾以琅琊郡、琅琊港、琅琊台而闻名于世,是“琅琊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和传承地。土山屯墓群,是黄岛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去年开始,为了配合项目施工,这处深埋于地下2000年之久的汉代墓葬,终于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重见天日。
解密一座满覆封土的古墓,一种迫切探寻神秘背后的意愿,让所有考古队员兴奋不已。为了弄清一段历史真相,考古人员对这里的每一座墓葬,都非常认真细致,哪怕每块古碎砖瓦片,都不会放过对历史真相的“考问”。考古发掘期间,早报记者曾先后多次来到考古现场进行探访,感受这次考古发掘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为青岛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内涵。诸多新发现的“历史印迹”,在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成为青岛又一张文化名片。在发掘现场,大大小小的墓葬分布在一座小丘陵之上,面朝大海,环境非常优越,可见古人选择墓地十分讲究。
“去年以来,先后两次共发掘古代墓葬170多座,其中汉代墓葬就有140多座。”土山屯墓群考古队执行领队彭峪介绍,土山屯墓群的墓葬形制主要为“墩式封土墓”,汉代时期这种墓葬类型主要流行于鲁东南沿海及江浙地区,主要随葬器物原始青瓷器也与江浙地区类似,这与山东其他地区的墓葬出土文物并不相同。经过半年多不断发掘,已出土珍贵文物近千件。其中包括形制多样的铜镜、毛笔写就的玉章、保存完好的毛笔、便服纱帽,还有铺在棺底、镶有金丝纹饰、有着类似金缕玉衣功能的“玉席”,以及大量原始的青瓷器、玉器和漆器碎片。
印章揭开汉代县令身世
今年盛夏,参与土山屯汉墓群考古发掘的10多名队员,时常因考古中的重要发现忘记了酷暑。其中最让考古人员兴奋难忘的,是一座堂邑令贵族墓葬。
“许多墓葬发掘,虽然有文物确定了大约的时代,但很难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但这次却让我们大开眼界,一些罕见的文物,让所有考古人员惊叹不已。带有铭文的器物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世。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林玉海介绍,随着对这座墓葬的深入考古发掘,一个生活在2000年前的贵族子弟慢慢“复活”。而揭开此人身世的,正是墓葬内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多份公文,三枚印章,还有签有名字的备用木制 “名片”(即后来的“名帖”),这些文物准确透露出了墓主人的身份。
根据出土文物发现,这名贵族子弟的年龄40多岁,可能出生于现在的黄岛区祝家庄,曾在南京辖区“堂邑”当县令,因常年患有背疾,病世后归葬故里,并以江浙一带的特殊葬俗下葬。考古专家初步考证,墓主人应当身处公元前后的西汉晚期,此处墓群应为两汉时期的一处刘姓贵族墓地,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城”,应位于墓地以北4公里处的祝家庄遗址,该遗址可能为西汉中晚期的一处侯国所在地。而这个县令随身入葬的大量器物,让考古人员非常震惊。
出土的青瓷。
县令墓中保存完好的简牍等文物。
简牍文献记录县令政绩
“这些出土的文物,都让我们很震惊。因为新发现的文物十分罕见,多数在山东省甚至江北地区都没有发现过。 ”考古执行领队彭峪介绍,堂邑令墓葬内出土的这批珍贵文物中的公文简牍文献,囊括了西汉末年“堂邑”县的户籍人口、钱粮税收、兵器库盘点和司法审判等行政公文。文献中记录着几个案例,其中一片简牍里有个故事,大致讲的是汉代一个叫戴福的亭长,在追击几个海贼的过程中,被海贼杀害。随后这个故事被写在了简牍上,并随县令入葬保留至今,这才有幸让后人知道了这位亭长的英雄事迹。
通过这些文献可以推测,身为堂邑令,公文简牍是他呈递给上级部门的一份官员政绩考核材料。有趣的是,这名县令肯定没想到,时隔2000年后,他记录下的这个亭长的故事会成为一段英雄佳话。
彭峪介绍,同样更加直观表明墓主人身份履历的,还有三枚悬挂在其腰间的印章。其中一枚为他的私印,另外两枚则为玉章,这两枚玉章实为冥器,并非刀刻,而是用毛笔书写。从“堂邑令印”和“萧令之印”的印文分析,专家初步判断,墓主人曾经分别任职于今天的安徽和江苏两地。除此之外,还有数件文物的出土,令考古人员十分意外。比如铺置于棺底的 “玉席”,这件物品其实并非玉制,只是对照遣册 (也就是随葬品清单)中的名称,为之命名。专家初步认为,它应为铅钡玻璃所制,其上贴有金箔,并雕有纹饰,为古代的一种特殊工艺,为山东省内首次发现,此前仅在江淮一带才有出土、被证明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一种古代葬器。与 “玉席”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叫“温明”的器物,同样是北方的首次出土发现。有解释认为,这件特别的丧葬礼器,可以温暖逝者的魂魄,与神明沟通。
吴越及楚文化特征明显
“就目前资料看,从西汉中期开始,这一地区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品等出现了明显的吴越及楚文化特征。”林玉海介绍,在考古发掘中,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出土了数量较多的越人产品——原始青瓷。种类、形态、釉色、胎质等与江浙一带发现的同类器基本相同。
据现在考古发现与研究,原始瓷器的主要产地为江浙一带的江南地区,其烧制历史及使用情况均居全国之首,目前江浙一带已发现诸多原始瓷器烧造窑址。
专家在考察青岛地区汉代以前的墓葬及遗址时,尚未发现有原始瓷器,而到汉代时候则出现大量随葬于墓葬的情况,这显然是一种新的葬俗。青岛地区目前也未发现有原始瓷器烧造的窑址。考虑到黄岛区南接吴越,海陆交通便捷的地缘关系,据推测,这些物品包括葬俗,都很有可能是从江浙地区输入进来的。
目前,在与鲁东南相邻的鲁北地区少见原始瓷器出土,而胶东地区目前发现的汉代原始瓷器一是数量明显少,二是时代普遍偏晚,大多为东汉时期。如1993年发掘整理的栖霞市观里东汉墓发现一件原始瓷器,2002年在海阳开发区汉墓中也出土了几件原始瓷。从其形制、纹饰、胎骨和釉色看,也应是江浙一带产品。从历史记载上看,这或与汉武帝内徙东瓯越人,以及灭闽越并迁徙到江淮一带,两次北迁越人后裔历史事件有关,也正是越人北迁直接导致了吴越文化的北移。此外,土山屯封土墓的封填青膏泥习俗、木质棺椁结构形式、出土的众多漆木器以及器表纹饰等特点,都显示出楚文化的遗风。
墩式封土墓流行于江浙
除了保存完好的公文简牍、遣册以及大量漆木器、铜器、铜镜、原始青瓷器、陶器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大批墓葬形制和葬制的发掘,对研究墩式封土大墓的演变发展和传播路径也具有重要价值。林玉海坦言,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土墩墓”这种葬制,是从江苏、浙江往北、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山东半岛应该是重要的传播路径,这次的考古发现,正好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站在土山屯墓群最高处放眼望去,这里的封土大墓仍然十分显赫,一座座封土下,古人在这里已经安息了2000年。因为这些古墓群坐落在琅琊古国境内,所以在林玉海眼里,这种封土大墓就是“琅琊墩式封土墓”。
目前考古发现,这种同一封土下发现数座乃至数十座墓葬的埋葬方式,在这一地区的西汉墓葬中尤其明显,其封土之间无明显打破关系,说明各墓地均经过了一定的规划和管理,同一座大封土下可能为同一家族的墓地。这与鲁中南、鲁中、鲁北等地差异较大,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代表着鲁东南沿海一带此一时期的葬制葬俗,对于探讨鲁东南沿海地区汉代墓葬的埋葬制度和埋葬习俗十分重要。
进入东汉以后,鲁东南沿海地区墓葬较明显的区域性特征逐渐消失,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均与山东其他地区汉墓渐趋一致,从而汇入了统一的汉文化中。目前,对这种类型墓葬的定名,尚未有定论。
四国文化汇聚古琅琊
土山屯汉墓考古发掘,在外人看来,只是简单的几座封土墓,但在林玉海等考古人眼里,却有着非凡的历史文化意义。细细研究,就会发现古时的青岛海滨,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有多国文化在这里撞击,并形成了厚重的融合新文化。
自2005年开始,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黄岛区境内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进一步丰富了这种封土墓的考古资料。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发现这类汉代封土墓大量存在于黄岛区乃至整个鲁东南地区。已经发掘的同类封土墓还有:黄岛区丁家皂户、纪家店子、沂南县宋家哨、董家岭等墓地。这一地区应包括今天胶州市的南部和西南部、黄岛区、日照和临沂的东部沿海或近海地区,即鲁东南沿海地区,大致为秦汉时期琅琊郡所属范围。
从地理位置上看,鲁东南沿海地区,春秋时期属于齐国,其后齐吴争胜,两国长期进行拉锯战争。勾践灭吴后,越国势力又替代吴国在该地区与齐国竞争。据《欲绝书》等记载,越王勾践甚至迁都琅琊,以示争霸中原之决心。而正是为了应对越国的攻势,齐国开始在其边境修筑长城,这段历史在新出《清华简》中有详细记载。通过考古调查可以发现,齐国修筑的长城恰好构成了一条文化上的边界。至战国晚期,楚国势力向东扩展并袭灭越国,将苏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纳入其版图内,并将势力深入到山东东南一带。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青岛西海岸这一地区,集结了齐、吴、越、楚四国政治势力。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了琅琊郡,西汉以来,黄岛区又长期属于琅琊郡,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拉锯及其地理上的连带,使得在同一行政区划内,一些文化面貌及习俗得到了较好的深度融合。
记者 康晓欢 图片由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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