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篇
1938年1月，日本侵略者带着大量没有储备金的军用手票占领岛城，随即控制伪政府发行伪货币，并伪造法币和北海币，从经济领域掀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中国共产党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创办北海银行，并在这场金融领域的货币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在山东及周边地区建立了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独立货币体系，成为后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基石之一。
日军带来吃人的血色军票
“当时大家怕的不是日本鬼子买东西不给钱，而是怕他们给军票，他们白拿你的东西不说，你还得按他们说的，找给他们一大堆的法币。”现年87岁的秦庆德老人讲述，1938年日军侵占青岛时他只有10岁左右，父亲开了一家小杂货铺勉强糊口。一天，一伙拿着刺刀的日本兵来店里买东西，交钱时拿出七八张军用手票，要父亲找给他们很多法币。父亲稍微一犹豫，日本兵上来就是一枪托。秦庆德称，父亲拿到的这些军用手票，银行、钱庄都不认，别的买卖家也不认，甚至连日本侨民也不要，拿在手里就跟废纸一样。周围的买卖人知道后都吸取了教训，再有日本兵来买东西，宁可白送也不敢收这种日军手票。
中国钱币学会会员、青岛市历史学会理事孙守源告诉记者，日军占领青岛之初，使用的主要是朝鲜银行青岛支行发行的朝鲜银行券和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专门印制的军用手票。日军侵占青岛后，因为原来准备的军票不够用，临时把日本的三种旧版纸币改印成军用手票。因为时间仓促，他们只将纸币正面“日本银行兑换券”字样用红杠抺去，加盖红色粗体“军用手票”四字。孙守源称，他10多年前曾询问过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分行退休的陈枚植先生，证实日军军票在青岛和周边地区流通过。日本军票没有任何准备金，也没有银行发行机构，日军在占领地自带自用，不经过银行，所以青岛银行没有日本军票的相关账目和记录。发行这些吃人的血色军票，是日本政府把侵华战争的巨额开支转嫁到中国人民身上的一种赤裸裸的罪恶行径。
发行联银券掠夺岛城财富
1938年2月11日，日本侵略者假手华北伪政权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建立起殖民地金融体制。孙守源称，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于1938年4月8日在中山路开业，发行与日元等值的联银券，强迫其他银行接收联银券作为同业存款，并支付给储户。近一年后，日伪政权公布了《扰乱金融暂行处罚法》，禁止法币和其他货币流通，以“没收敌性存款”为由，将大量法币据为己有。日本侵略者将掠夺来的法币打入国统区和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金融市场，抢购战略物资，同时滥发联银券，直接掠夺民众财产。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仅在1938年4月到12月就发行了联银券6800多万元，接近联合准备银行同期总发行量16200万元的一半。根据抗战胜利后济南、青岛、烟台三地收兑数估算，山东联银券的存量约为357.2亿元，占其总发行额1424亿元的四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发行联银券太过仓促，伪华北政权连刻制券版都来不及，只得用过去大清银行留下来的钢版。为了让沦陷区的中国人愿意接受联银券，日伪发行者将黄帝、关羽、岳飞、孔子、孟子等著名历史人物的肖像印在联银券上。其中500元钞票上印着孔子对着天坛的图案，到抗战后期，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伪华北政权滥发联银券，此时的500元购买力还不如1938年刚发行时的1元，当时青岛市民中流传着“孔子对天坛五百当一元”的顺口溜。
由于民众厌恶伪钞，不愿收受，青岛周边国民党游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全力抵制伪钞，加上英美等国支持法币，所以法币依然广泛流通，联银券在1941年底之前，一直没有成为统一使用的本位币。日伪政权只得具体划分了三类地区，除青岛市区属一类区完全使用联银券外，其周边地区仍在使用法币或法币与联银券掺杂使用。 1941年汪伪政府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但在青岛周边地区流通量不大。
国民党地方政权滥发流通券
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多年来一直在收集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权在山东发行过的纸币。他称，面对日伪政权的货币入侵，国民党在山东的军政机关为了筹集军政费用，也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印制纸币，但因为滥发无度，最终失控，导致山东货币混乱现象非常严重。除了全省发行的山东省民生银行票外，当时山东108个县城，近一半的县都有自己的纸币。在岛城周边地区，赵保原在莱阳印发了大量的莱阳地方经济合作社流通券和山东第十三区经济合作社流通券，根据1945年1月《大众报》的报道，发行金额总计在20亿元以上。在胶州、即墨、平度等地，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武装发行了大量的经济建设流通券，种类多如牛毛，发行量更是不计其数。仅仅在平度一地，七个区都各自有不同的纸钞。各个乡镇公所也纷纷仿效发行纸钞，小小的泊里镇就有仅在一镇流通的纸币。据当时的记载，在赵保原辖区的集市上，买一头牲口，大概的价格是1000元法币。老百姓要用赵保原发行的流通券，就要先借一头牲口，驮着一麻袋的流通券去买，付钱的时候双方根本数不过来，只能拿秤称。
张成告诉记者，国民党山东地方政权发行的各种纸币，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伪货币的侵入和掠夺，但大部分的纸币发行者在缺少准备金和物质保障的情况下滥发无度，又不采取措施维持所发行纸币的价值，致使辖区人民深受其害，使其逐渐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与拥护。
为抗战在山东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北海币成胶东最流通货币
三支队改编成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后，北海银行从最初的股份制改为公私合营。北海银行正式开业不久，日伪军大举进攻蓬黄掖抗日根据地，为了躲避敌人追捕，北海银行暂时解散。1939年5月底，胶东区党委和五支队总部派原北海银行副行长陈文其找回了北海银行的账簿和票版，在莱西张格庄重建北海银行。1940年10月，我党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把原属胶东区的北海银行升格为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银行，将总行定在鲁中区，宣布北海银行券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人民货币。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英美对日宣战，侵华日军无法继续攫取法币，到英美国家的银行套取外汇。法币对日本侵略者已成无用之物，日本对华的货币政策随即从利用法币转为排挤法币。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大量增发新币，放弃对沦陷区的法币维护。数亿元法币被有组织地投入山东抗日根据地，造成根据地法币币值狂跌。当时北海币还与法币等值流通，北海币币值也随之跌落，造成根据地物价飞涨，市场混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42年，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提出排除法币，确立北海币为本位币的措施。在胶东地区，彻底停用法币的“排法”斗争全面展开。日伪政府为了破坏“排法”斗争，用轮船载着大量真假法币在荣成和文登倾销，甚至大量抓壮丁，让家人用北海币赎回。北海银行胶东分行及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支行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包括贷款给农民和渔民，扩大北海币的发行，管理汇票等手段。到1943年下半年，胶东抗日根据地取得了“排法”斗争的全面胜利，北海币成为胶东最流通的货币。
抗日金融战场上的“假币战”
在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的明治大学内，有两座早已停止使用的木房子，二战期间它们曾是日军登户研究所的伪钞印制工厂和仓库，印制了中国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从5元到100元的10多种伪钞。当时，里面装备的高级印刷机械可与日本内阁印刷局相媲美，内阁印刷局本身也参与其中。日本还动员了民间大型印刷公司的技术人员研究制造伪钞。日军攻占香港后，先后发现了几家印制法币的秘密工厂，缴获大量的印钞机器、印钞版。法币从此对日本侵略者再也没有秘密可言。
这些假法币印好后一部分流入汪伪政权及上海青帮手中，另一部分则成为侵华日军的军饷。日军利用假法币购买战争所需物资，还用这些伪钞在中国收买亲日分子。日本在战争期间印制了45亿元假法币，相当于国民政府一年的货币发行量，其中有30亿元被实际使用，导致中国货币贬值，经济混乱。
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 “假币战”，国民党政府被迫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为扰乱日伪统治区的财政金融秩序，国民党政府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伪钞票的造币工厂。
当时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多种面值的日伪纸钞，每当日伪政府发行一种新版纸币，国民党特工就从汪伪汉奸手里秘密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然后将成品运至江西上饶，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混入金融流通领域。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国民政府由此轻而易举地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资，给日本沦陷区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加剧了日伪统治区的通货膨胀。1944年，伪造日伪货币的工作才停止。
打响反假币斗争保卫北海币
日军将造假币的魔掌伸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晋冀鲁豫边区曾发现假“冀币”达二三十种之多，印刷假币的机构十余处。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根据北海银行第一套票版设计绘制者邓文卿之子回忆，1940年春，胶东地区首次发现一些可疑的第一套北海币壹圆券，北海银行请邓文卿鉴别。邓文卿根据自己绘制票版时留下的草书签名等暗记，识别出这批北海币是日伪伪造的。此后在鲁中地区也发现了日伪制造的假币。到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排除法币的斗争，日伪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肆伪造北海币，并从北京、天津、青岛、济南、烟台、威海等地运到根据地周边抛出。当时山东各地发现的假北海币有四五十种。伪造的北海币在市场上大量出现，扰乱了根据地的金融市场，反假币斗争成了一项重要工作。根据地反假币的办法是充分依靠群众，提高群众防范假币的意识和识别真假北海币的能力。具体方法包括：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自上而下地深入动员辨识假币;通过村长将辨识方法教给村民;在各地设立辨识所，帮助群众辨别真伪;在赶集时向群众解释真假币的区别;利用村里的识字牌和民众夜校宣传等。此外根据地还组织公安保卫部门严密侦查假币来源，对大批持有和使用假币的汉奸特务处以极刑。根据地颁布了查禁假币的奖惩办法，激发人民反假币斗争的积极性。通过开展群众性的反假币斗争，最终使假币在根据地寸步难行。
到1945年，八路军通过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作战，滨海、鲁南和鲁中三个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的80%以上，正规的抗日队伍发展到23万人，战略大反攻即将开始。1945年8月1日，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实现了统一，北海币市场在全省正式建立，标志着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本经济金融侵略斗争的胜利，为抗日战争在山东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掖县根据地筹建北海银行
1938年，日伪政府发行的“联银券”大量入侵，国民党地方政权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给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军队供给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为稳定金融市场，解决军需民用，刚刚成立的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成立自己的银行。孙守源称，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之所以最早诞生在掖县(今莱州市)，一方面是因为掖县是我党在胶东半岛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掖县交通便利、工商业繁荣，每月各种税收就有30多万元，除去政府和部队开支外还有很大节余，这在山东地区绝无仅有，成为抗日革命根据地货币产生的物质基础。此外也得益于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对根据地经济发展和金融建设的重视。
1938年4月，北海银行在掖县的一个四合院里开始筹办。之所以命名为“北海银行”是因为掖县北临大海，当地群众还有“南山松不老，北海水长流”的传统提法。8月，掖、黄、蓬三县联合政府定名为 “胶东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银行便正式定名“北海银行”。
在日伪统治的恶劣环境下，革命队伍筹办银行缺少金融专家和精通印钞业务的人才。北海银行的首任经理张玉田，抗战前曾是青岛中鲁银行的总经理，还兼任青岛市银行公会常务理事。日本人占领青岛后，他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被追捕，逃回掖县黄山后村老家。他儿子张忠厚在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担任政务大队副大队长。三支队支队长郑耀南得悉后，就和三支队党委书记张加洛亲自登门拜访，请他来主持银行工作。张玉田，首先邀请了一批有银行从业经验的人才，请邓文卿设计票面图案。邓文卿设计的北海币以掖县县政府大院、城南关火神阁、鼓楼和玉皇顶为主要图案，此外他还在票面主景右下角草书他的名字作为防伪暗记。张玉田派人带着票样到日伪统治下的青岛制版。青岛光华制版社经理班鹏志老家也在掖县，他本人非常爱国，冒险帮助将北海币的票样铸成铜版。为防敌人搜查，张玉田把镌刻好的铜版装在一个金属箱子里，再把箱子的缝隙焊起来，用一条铁链拴在船底拖回掖县。印钞用的道林纸当地没有，张玉田就亲自带人到天津购买，再通过海运找关系运到掖县虎头崖港口。最后张玉田委托西门里“同裕堂”私人印刷局印钞。筹备印钞工作至7月底基本完成。8月，北海银行券开始投放市场，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正式诞生。
一块银元的故事
岛城抗战题材畅销书 《草民的抗战》作者谢维衡讲述，在大泽山腹地的韭园村里有三间低矮的草房，后院一口水井见证着一块银元的感人故事。草屋的主人周清令是韭园村支部书记兼农救会长，妻子王秋香是村妇救会长。据他们的女儿周典英讲述，1940年10月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对夫妇帮助北海银行西海支行保存金银和北海币先后有50多批次，有时候今日送来了，明天或后天又取走了，最终是分文不少，上级称赞这对夫妻是八路军的“铁管家”。
1940年10月，西海支行的刘建平行长把两盒金条、四盒银元，还有满满四麻袋北海币交给周清令和王秋香夫妇保管。周清令将金条和银元用油纸包起来，沉进屋后菜园子的水井里。夏邱堡据点的日军察觉到蛛丝马迹，曾经进村翻箱倒柜地搜查，幸好周清令夫妇机警，给遮掩了过去。1943年4月，刘建平行长带人来取全部金银和货币时，由于时间太久，水井里一个装银元的木盒子腐烂了，拿上来一数发现少了三块银元。周清令夫妇连忙用辘轳把井水提干，下到井里翻找，从淤泥中找到了两块，剩下一块银元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虽然刘行长对那块银元的丢失没有任何怀疑，但周清令和王秋香夫妇却总是放不下这块心事。两人下井找了3天还是找不到，最后周清令把牙一咬，找岳父帮忙把三米多深的水井拆到底，终于在最后一层石头的缝隙里，找到了丢失的那块银元。第二天，周清令步行30多里来到掖县沙河镇，将那块银元交给刘建平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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