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曾两次来青岛看看戴笠是怎么暗杀他的
毫无疑问，汪精卫一生中最大的败笔是“投日”。关于具体的投日细节，更多材料着力于他从重庆、河内、上海 、东京至南京这一活动路线，以解开他的思维变化脉络。实际上，汪氏在投日前曾两次造访青岛，时间分别是1935年和1940年，正是他的思想剧变期。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这两次汪在青岛的行踪，亦可有许多新发现 。
概而言之，汪氏1935年来青岛时，思想尚有矛盾处，投日信心不足，但已有了理论基础。及至1940年再到青岛，他已经“咽下毒药”，活脱脱地成了一个汉奸了。
第一次来青：思想有点摇摆
汪精卫第一次来青是在1935年8月3日，名为“肝病复发”“来青疗养”。实际上是发泄对国民党内主战派的不满，以及国内对其卖国行为指责的愤懑。此前，汪精卫(时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主持签订卖国条约《何梅协定》、《秦士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明明蒋介石是主谋，而汪由于主持签订条约成为全国众矢之的。汪精卫的追随者、实业部长陈公博非常气愤，力劝汪精卫辞职，连他的儿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
1935年六七月，汪精卫肝病复发，到上海进医院了，后来依医生的劝告，于8月3日到青岛疗养，市长沈鸿烈将汪精卫安排在山海关路13号。这是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刚落成的别墅，它是八大关唯一的一栋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这栋中西合璧的建筑静静地融合在周围的树木之中。这栋别墅由中国建筑师张景文设计，建筑面积895.57平方米，楼的主体连地下室三层，砖混结构，挂瓦式的屋顶，红砖墙面，花岗石砌成的墙角，整个建筑庄重大方。
早已提出辞职的陈公博，在南京接到汪精卫一个电报说：“黄季宽刚由重庆见过蒋先生回到上海，携有对日方案，定于8月5日由沪来青岛”，嘱陈公博与黄季宽一同到青岛面谈。陈公博于8月5日在南京飞机场等候黄季宽，当天飞至青岛。下午，陈公博同黄季宽一同见汪精卫，汪那时病得很消瘦，见面就问：“公博，你是不是还想不干?”陈公博说：“是的。”汪说：“这样也好。”陈公博听说汪允许他不干，如释重负，和黄季宽一齐退出来。当天晚上,汪精卫在韩复榘别墅备酒菜宴请了陈公博、黄季宽和沈鸿烈，痛饮一顿。
第二天早上，陈公博和朋友喝酒，没有去见汪精卫，到第三天中午还是喝酒，汪派人来找他了。1945年11月，陈公博在《陈公博自白书》中说到了这次见面：汪先生一见我，便说：“公博，不独我要干下去，我劝你也要干下去。”我那时真是醉还未醒，我说：“汪先生能否容许我说几句话?”汪先生说：“当然可以。”我说：“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 ，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终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是卖国还是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日蹙国百里，谈不上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先生愤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华民国说的。人家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50多岁了，你也快要到50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20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汪精卫这番话使得我无话可说，只好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我是在8月10日回南京，同时我知道蒋先生将于20日左右回京，可是在18日我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他决定辞职，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辞，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岛时那样坚决要干，不到10天又坚决辞职。”
陈氏的这段记录，实际上反映了汪优柔寡断的性格，表明了汪此时已经纠结于“卖国”还是“送国”。汪氏的幕僚周佛海后来亦曾提到汪的这一性格，周在日记中曾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汪精卫辞职，将使蒋“独负卖国责任”，所以蒋介石这次一反常态，表示“绝对支持”汪精卫，并派元老蔡元培飞抵青岛慰留。
汪精卫提出了复职的三个条件：一、负责制定对日外交方针;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三、中央财政归行政院独立主持。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汪精卫的要求被国民党中委会全部接受，汪则于8月23日宣告复职。
第二次来青：组建汪伪政权
和第一次来青不同，汪精卫二次来青已经没有那种纠结心情可言。此时，他已经完成在东京的谈判，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和谈“毒酒”必须彻底咽下，组建伪政权的事也是势在必行。汪氏此次来青，本就情绪低落，心思郁结，又遭到蒋的暗杀威胁，内心悲怆可想而知。
1940年1月，汪精卫电邀王克敏、梁鸿志来青，商谈组建统一的伪国民政府，史称汪伪“青岛会谈”。1940年1月21日上午9时，汪精卫及周佛海等主要干将，搭乘日轮“奉天丸”从上海启航，于22日下午3时抵达青岛。参加“青岛会谈”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等，已于21日乘飞机先于汪精卫一行抵达青岛;“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等也于22日到达。
据《青岛画报》所载《神秘的青岛迎宾馆》一文介绍：在南京档案馆，存有当时在青岛“迎宾馆”，汪精卫他们召开全国联席会议，公开投降日本的有关资料和照片。照片上，在青岛“迎宾馆”的大门口，岗哨林立，汉奸伪“中央政府”的军政官员们分乘簇新的汽车，驰向“迎宾馆”。汪精卫和汉奸首脑在“迎宾馆”门口彼此相见，脸色凝重，照片上全没有喜庆的气氛。
汪精卫身着黑色礼服，各路官员着西服和大褂，武官着军装。资料中，原汪伪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金雄白在回忆报告中写道：“汪精卫显得有些憔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肃然走向‘迎宾馆’大厅的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当看到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一些日本驻军官员在场，他微微地叹息了一声，低下了头，脸上挤出了一丝微笑。随后他发表了《中日关系调整前途》的投降日本演说，声音很低，讲话无力。之后，汪精卫与日本高层官员完成了签署手续。典礼在汪精卫讲话后匆匆地结束，在‘迎宾馆’门口，汉奸们和板垣征四郎及日本驻青军官拍了一张合影照片。”金雄白的回忆录中形容道：“这张合影，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公开投降日本悲剧的序幕。”
王兆成在《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前夕的“青岛会议”内幕》中说：1月24日上午，汪、王、梁三方正式进行了第一轮会谈。汪精卫主持了会议，说明伪中央政府产生办法以及政治纲领等问题，三方达成协议，确定新中央政府“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会谈就伪中央政府的名称、首都等问题“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伪中央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
25日上午，三方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关于首脑人员的安排初步内定：伪中央政府为标榜“正统”，遥奉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立法院长”为陈公博，“监察院长”为梁鸿志，“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王克敏，其他军政人员照常供职，大小汉奸各得其所。
26日下午，汪精卫会见闻风而至的百余名中外记者，介绍会谈情况。26日晚上，板垣征四郎宴请了汪精卫、王克敏和梁鸿志等人。这位地位显赫的侵略军头目还“欣然命笔”，在一块巨大的青石上镌刻了“东亚建设之础”六个楷体大字，以为纪念。该石头现保存较好，成为日本侵华、操纵“青岛会谈”的又一罪行见证。 蒋介石下令，除掉三大汉奸
据有关资料介绍，汪精卫在此次会谈中还险些遭到蒋介石暗杀。蒋介石得知汪精卫要在青岛举行会谈后，命令戴笠“不惜代价，一举除掉三大汉奸，以壮我抗日声色”。戴笠即刻密电军统青岛站站长傅胜兰组织行动。
关于如何刺杀汪精卫，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傅胜兰是戴笠的高足，年轻有为，正好在和手下女特工丁美珍偷偷做露水鸳鸯。而军统内部，戴笠从来禁止军统人员内部恋爱和结婚，傅胜兰告诉丁美珍，只要完成戴笠交给的任务，就让戴笠同意两人的婚事。丁美珍接受任务，准备扮成服务员混入汪精卫下榻的宾馆，伺机毒死汪精卫。另一种说法是，傅胜兰得知汪精卫一行会谈的地点是迎宾馆，便选择有利地形，布置火力，准备狙击汪精卫。
随后傅胜兰给戴笠发出密电：制裁汪精卫，已经胜券在握。不料日本间谍机关破译了这份电报，调来军统叛徒王天木和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保护汪精卫。王天木与李士群到达青岛后，很快打听到傅胜兰与丁美珍的藏身之所，两人在床上被汪伪特工逮捕。就这样，蒋介石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再次流产!
1月27日上午，汪精卫、梁鸿志等人乘飞机南返，王克敏等人乘飞机北归，“青岛会谈”落下帷幕。两个月之后，汪伪国民政府就宣告成立了。特约撰稿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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