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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船王"卢作孚坚守清贫 仿青岛建重庆北碚

2014-12-16 09:12:03
来源:信网-城市信报
作者:田野
责任编辑: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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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留给人们最深的形象就是穿着粗布中山装,加上为了节省时间而剃的光头。有朋友开玩笑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基于这样一种形象,在现代人的眼中,他跟巨富是不沾边的。然而实际上,他旗下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资产不可估量。这样一个名人,在那个时代是受人敬仰的。就连毛泽东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4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这样一个名人,在现代,却被人遗忘了。

“卢麻布”的儿子

卢作孚,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1893年4月14日生。卢作孚没有显赫的家世。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刘重来在《卢作孚与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中说,他的祖父卢仲义,是一个穷苦雇农,家贫如洗,没有一寸土地,只靠给地主当长工糊口。

他的父亲卢茂林,从小给地主放牛,因不堪地主打骂凌辱,逃到合川县城在一家裁缝店当学徒,后依靠积攒开始自己经营麻布生意。由于他待人热情有信誉,人称“卢麻布”。

卢家兄弟6人,5男1女,卢作孚排行第2。贩运麻布的生活虽清苦,但卢茂林依然知道知识的重要,他咬牙拿出积蓄,送自己的孩子去学习,这也是卢作孚知识积累的开端。

卢作孚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00年7岁时,就和其兄到北门外李家私塾发蒙读书。1901年8岁时,转入瑞山书院读书。1907年虽然以优异成绩毕业,却终因无钱不能继续升学,且以后再没有进过任何正规学校。

客观条件的困难没有让卢作孚望而却步。1908年,15岁的卢作孚从合川步行到成都,进补习学校攻读数学。不过这个学校的课程过浅,无法满足他的胃口,于是他开始离校自学。仅仅几个月,他便把所有中文版的数学书籍学完,为了学习英文版的数学书,他又开始自学英文。在此期间,他先后考取了省优级师范学校、测绘学校、军医学校和藏文学校,但他都没有入学,仍一面自修,一面当家庭教师。20岁之前,他掌握了同龄人的知识,甚至更为出色。他甚至编写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等习题解答书,以卢思名义在成都提学使署立案,准备出版。

多年之后,卢作孚这样谈他对学习的理解,至今振聋发聩。这个没接受过教育的学者在一封给子女的信中他说:“读书不一定在学校里,你的父亲就是一个例子。学习环境,由你选择 ,其着眼点在如何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和服务的能力。”

和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这个当时看起来文绉绉的青年把国家前途看得比金钱更重。他加入了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甚至遭遇牢狱之灾;他做过报人,也在地方军阀的邀请下在泸州、成都办过教育。然而,动荡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一介书生的理想顺利实施。卢作孚多次兴办教育,每每在初见成效之时,就因为军阀混战而中断,对此,他发出了一声叹息:“纷乱的政治不足凭依。”

从此,他的眼光瞄准了另一个方向——富国强民,实业救国。他的好友恽代英曾找他,希望一起去黄埔军校。卢作孚拒绝了,理由是:“我的事业已经开始,不能半途而废,今后你革命我建设,将来我们是殊途同归。”卢作孚就这样从一个做学问的人转型成“商人”了,他能行吗?

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从成都回到合川,那一年卢作孚32岁。当他向亲朋好友阐述了要在长江上游成立一个航运公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天方夜谭。

此时的长江上游的航运,几乎被各种外国公司控制,中国轮船虽然有好几十艘,却分属好几十个公司,处于被排挤的窘迫地位。

当时,摆在卢作孚面前最紧要的问题就是资金。《重庆日报》曾刊载郑昆《卢先生作孚》一文,内中讲到创业之初的艰辛,当时,卢作孚看好了一艘小火轮,造价3.5万元,而此时他手里能够动用的只有区区3000元。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卢作孚作出一个惊人之举——借了几百元差旅费,直接到上海去订购轮船了。毫不犹豫地用3000元交了定金后,卢作孚匆匆返回合川,四处借贷,终于解决了资金问题。

1926年,当造好的轮船出厂开往四川时,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大会也在重庆召开了。当时从合川沿嘉陵江而下到重庆,从未有轮船通行,民生的到来极大地方便了民众,也获得丰厚利润。卢作孚没有满足于小打小闹,他继而雄心勃勃地提出“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发展战略,号召、动员、说服其他公司,把川江上的中国航运公司结为一个整体。

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他的诚心和爱国心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整个并购过程中他提出,凡愿意将轮船出售给民生的,不论船况好坏,民生一律作价收购;凡愿意将公司并入民生的,无论负债多少,一律由民生代偿债务 ,且不使一个工人下岗。在大多数华商轮船公司的支持下,1935年期间,民生共计收购华轮28艘、外轮15艘。至此,长江上游的几十家中国轮船公司,全部成功整合在民生的旗帜下,形成了航运界声威赫赫的“中国航母”,其实力足以和外国的轮船公司相抗衡。

和不少当代富商不同的是,作为一代船王,卢作孚依然坚守清贫的生活,其自制能力令人难以置信。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股份却只有一股,全家仅靠工资度日,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他也从不求田问舍,他兼职所得的车马费、津贴费,全都捐了出去。著名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在89岁高龄时写下的《敬怀至友作孚兄》一文中说:“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都没有。”如果国人的描述有吹捧之嫌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国外的评价,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卢作孚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他这种自律受到时人的极高评价,卢作孚好友、当时四川省主席张群这样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从未上战场的抗日英雄

世事变化无常,如果一切平稳推进的话,卢作孚也许能够把他的实业救国梦打造得更加完美,然而抗战随即爆发了。他本不是一个一心只懂赚钱的商人,现在他离救国这个目标更近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卢作孚接到了国民政府的邀请,去南京帮忙草拟抗日战争总动员计划。他马上行动,并在到达南京后电告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的宜昌,当时拥塞着尚有3万多撤退人员、9万吨左右的器材,关乎民族工业之命脉。关于当时的危急状况,卢作孚本人曾有回忆,“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

这时节,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可通航的时间仅有40天。40天一过,历尽千辛万苦运到这里的器材,就只能忍痛放弃。当卢作孚火速赶到宜昌时,这里正是人心惊恐,极度混乱之时。卢作孚处惊不乱,有条不紊运筹全局,当机立断,作出了力挽狂澜的决断。他亲赴各轮船公司和码头视察,并登上轮船,检查各轮船的性能、运载量、运行状况,做到心中有数。他连夜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各轮船船长、引水、宜昌港的技术人员开会,制定出在40天内运完撤退人员和物资的详细计划和具体措施。按照常规,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器材,若以长江上游民生公司的船舶运力,要将其全部运至重庆,须费时1年。而40天的期限,按常规连1万吨都运不走。

徐春霞的《一代船王卢作孚》,详细记述了此次撤退的过程。经过考察,卢作孚决定运用民生公司创造的川江枯水期间实行的“三段航行法”:“只有最重要的、最笨重的设备直接运重庆,其余所有次要和轻型的设备,运到万县就卸货,然后等待转运,这样就缩短了一半的航程。其余更无关紧要和更轻的设备,则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留待他日转运。此外,还有一些物资,完全可以运进三峡就卸下,让轮船当天开回宜昌,装载下一趟物资。”

经过四十天的苦战,在卢作孚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奇迹出现了,“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一场名震中外的宜昌大撤退,就此圆满落幕。晏阳初将此次撤退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后来评价说:“‘中国的敦刻尔克’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的敦刻尔克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这次撤退完成后,卢作孚在回答关于民生公司经营状况的问题时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至于其他,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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