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报社旧址(今安徽路22号)
在中山公园发现的张乐古残碑(资料图片)
黑道的人想往政界发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张乐古一方面扩大自己的人脉，一方面依靠青帮壮大个人势力。在这些努力下，终于创造了奇迹，坐上了南京国民政府参政员的宝座(当时青岛仅一个名额)。只是以参政员的身份回到青岛不久，他便摊上大事了，被人告发贪污行贿入狱一年。1950年，张乐古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张乐古是个无教不入的“怪人”
安徽路上有一家经典的小吃店，店里的炒面和麻辣串吸引了很多吃客，只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小吃店所在的这栋欧式建筑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这栋楼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属于安徽路20号，另一半属于安徽路22号，而这里曾经只属于一个人——张乐古。
今年67岁的李延福从1960年就住到这里，他告诉记者：“之前院子里有个二层小楼，里面都是德国进口的印刷机器，后来被拆除建成了员工宿舍。张乐古这个人很厉害，后来还当上了参政员，可他是个汉奸啊，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就被枪毙了。因为这栋楼属于官僚资产，所以再也收不回去了。很久之前，听说他的弟弟张晓古专门从台湾来到这里，只是看了看，就走了。”
顺着李延福的描述，从安徽路20号的大门进去，里面统一的木地板、一扇扇红色的铁门，似乎还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记者编辑在这里工作的紧张场景。李延福说：“这房子屋顶有3.5米高，非常舒服，这些年都没有坏过。”顺着安徽路往下走，安徽路16号，便是张乐古的住宅，如今这栋红色的两层小楼已是他人的私人住宅。
时至今日，当问及人们对张乐古的评价时，更多人不再单纯地认为“好”或“坏”，而是“他这个人，真的很有本事!”的确，他的这本事李萼在《我所知道的青岛青红帮》一文中有段经典描述：他本身是基督教徒，却又常到湛山寺里拜佛参禅，又常到企业家丛良弼等创办的道院里去打坐。他早就是国民党员，以后又入了青年党。对道会门方面，他都去插一腿。总之，他是无教不入，无道不亲，他并不是对这些宗教道门有什么信仰，而是想借此多拉拢一些人，作为放之四海无往不利的政治资本。
除了在积累人脉方面加大力度，在个人势力上他也毫不松懈，比如他曾经为了得到平度路大舞台的经营权竟然跟“鱼行帮”的打手展开械斗，闹得沈鸿烈对他破口大骂，但最终还是支持了他，拿下经营权。
这样的策略让他在黑道上可以“一手遮天”，在白道上竟然也取得了很高地位。张乐古最大的成就便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去重庆加入了红帮，之后国共合作，成立“参政会”，他竟然又成为了参政员，这个身份可是至高无上的，青岛当时作为直辖市只有一个名额，张乐古是第四届参政员。
张乐古每天穿着“参政员斗篷服”
从1937年飞去重庆，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八年时间，张乐古似乎消失了一般，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等到1945年8月份，又以参政员的身份忽然出现在青岛，在安徽路22号将《平民报》复刊，这时的他风光极了。
“个子不高，下巴留着胡子，每天都穿着黑呢子斗篷，那是参政员的标志，穿着这身衣服，到哪人们都得敬他三分。”这是今年84岁的中国老艺术家童婴对张乐古的印象，童婴在1946年进入《平民报》工作，一呆就是三年，想起那段日子，他说：“那时候，整个报社分了好几个部门，记者部、编辑部、专门负责广告的经济部、排字房还有厨房，加起来有40多人。那时的印刷可不比现在，一份报纸做下来非常麻烦。”
16岁进入报社，起初童婴负责的工作比较零散却至关重要，他每天都得骑着自行车到当时的龙山路1号中央通讯社拿稿子，拿回稿子报纸才能正常出版。“我记得有段时间全市戒严，有通行证才行，我的自行车上就插着个白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几个黑字，别人看见就不敢拦截了。至于张乐古嘛，他每天都在报社，但我们很少有机会能见到他。其实，《平民报》在当时的发行量一般，通常一天能卖到1000份，好的时候才到1300份，而当时最受欢迎的《民言报》能卖到1万份。”刚进入报社的日子并不好过，童婴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几个细节，比如“几乎每天都喝萝卜汤”、“晚上只能拿报纸当被子”……但这些都不要紧，一向好学的他抓住机会学习了排版和翻译，再加上他与生俱来的书法天份，让他日后成为著名书法家。
好了，我们还是接着说张乐古。他回到青岛仅半年，《平民报》刚刚步入正轨，青岛就出了件大事，国民政府竟然提出，凡曾在敌伪学校任职的教职员，均应予以甄审，并经短期考核后，方可分发学校任教，这个规定极大伤害了教师们的自尊心。为此，全市引发了反甄审运动，而教师费筱芝在张贴宣传单时，被政府人员当场击毙，让运动达到顶峰。鲁海在《老报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1945年底，上万中小学师生包围了市政府，市长李先良不便出面，张乐古出来向师生下跪，请大家散去，丑态毕露。而第二天报纸上竟然还出现一则《千金一屈膝》的报道为其吹捧。
贪污被抓时他掀翻桌子拒捕
其实从以参政员的身份回到青岛，张乐古的是非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当有官员被刺杀的事件发生，人们总会把怀疑的目光投向这个喜欢穿斗篷的人身上。其中有两个人物的死，闹得最厉害。
一个叫朱乃洪，是沈鸿烈比较看重的人，后来当上了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只是仅仅一年后，1948年，他便生病了，病中张乐古的弟弟张晓古劝他去市立医院进行治疗，但到那儿不到一周就死了，临死前说了句：“我当了多年的中医，治好很多人，想不到吃了这样大亏。”这件事让大家很纳闷，一向健康的朱乃洪，怎么突然就走了呢?很多人将目光投向了张乐古兄弟俩，理由是：曾经朱乃洪的老婆就是张乐古害死的;另外，张晓古曾经在日本学医，本来想在哥哥的帮助下弄个卫生局局长当当，没想到最后连个市立医院院长都没捞上，所以对朱乃洪心存怨恨，便设计将其骗到了市立医院，害死了他。对于这些谣言，事后，张晓古也曾解释：“朱乃洪的死，谣传是我把他弄死的，真是岂有此理。”但有人还是不相信。
还有一个人叫侯圣麟，这人可有点来头，他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的家庭教师，也是李先良的亲信，李先良的发言稿、各种总结报告都是他写的，之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更是名声大噪。可忽然有一天，他也莫名其妙地死了。人们又怀疑到张乐古身上，这次的理由是：复仇!原来，侯圣麟也是个很有野心、权利欲望很强的人，他想在青岛当“老大”，当时既是青帮老大又是参政员的张乐古成为最大的对手，于是他便四处找人搜集张乐古的罪证，要把他彻底搞垮。
最终张乐古贪污事件东窗事发，1947年，他因贪污行贿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并解除参政员身份。对于这件事童婴是经历者，他告诉记者：“抓张乐古时很低调，报社的人都不知道，到了第二天，见他没来报社，大家才知道，他是被抓走了。而且还有人说，抓他的那天他穿着参政员的斗篷拒捕，甚至掀翻了桌子。”
张乐古被送进了监狱，侯圣麟如愿以偿坐上了参政员的宝座，而《平民报》交给张晓古来经营，改名《大民报》。就这样过去一年，张乐古从狱中出来了，他对青帮的人发誓：“必须除掉侯圣麟。”如果这样分析，张乐古的嫌疑确实最大。
中山公园曾发现张乐古残碑
曾经，他在人们眼中是个复杂的人物，从一个普通老百姓混到青帮老大的位置，再从黑道走上白道，从参政员走进监狱，当过青岛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主席、也干过市渔会理事长，身兼数职多重身份。不管多少是是非非，直到1950年，随着一声枪响，张乐古的人生走到终点，而最后给他的定位是：青岛反动会道门头子!汉奸!对于这个说法现在专家们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一种说法是：“说他是汉奸是不对的，因为他只是有黑社会背景，打压了一些报人，完成最后的晋身。而且从1937年离开青岛到1945年回来，这段时间也找不到他跟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另一种说法截然相反：“曾经他依靠日本人发了横财，青岛解放后，清查他名下的财产，很多也都是日伪时期的，所以才被定罪。”
这个曾经权倾一时的人物，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只能根据采访对象的描述勾画出一张画像。关于他的史料记载也甚少，唯一值得庆幸的是，2010年的8月8日，中山公园进行改造时，在中山公园西门南侧、延安一路南段路边的拆墙石堆中，市南区政协文史研究会研究员于涛发现了张乐古的残碑：“我一直关注万国公墓的历史，所以才会注意到中山公园的改造，也是这个机会发现了张乐古的残碑，当时我还邀请了市南区政协文史研究会理事衣琳一起到现场勘探。残碑的信息在我的笔记本上记得非常清楚，宽80厘米、高25厘米、厚15厘米，是红色花岗石水磨平面，在上面镌刻着120余字，文字都是繁体隶书，每一个字宽约1.5厘米，字体精美娟秀，五字一列，最左边的五个字清晰可见，为“张乐古谨誌 ”。因是残碑，上面能看到的内容也是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比如提到了学校、老师、还有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等等，根据这些推测可能是张乐古的墓志铭。”
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张乐古，曾经权倾一时的青帮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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