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鲁山养老院火灾惨剧已渐远去，但现实无法回避：农村地区家庭养老的功能被极度弱化，中国农村社会传统的“养儿防老”陷入僵局
89岁的王有太足够幸运，在河南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的那场大火中得以逃生。
2015年5月25日晚11点，女儿王双霞找到他时，他赤着脚穿着秋衣秋裤，闭眼坐在马路边，一声不吭。彼时，老人所有身外物连同他昔日入住的“铁皮屋”化为灰烬。就在4个小时前，康乐园老年公寓发生火灾，根据官方事后公布的数字，共有38人在这场大火中遇难、6人受伤，起火原因为外部电线私拉乱扯。
王双霞在感慨父亲命大的同时，表示不会再把老人送去养老院了，“赡养老人的事情，必须得让他们自己办。”“他们”指老人的三个儿子，王双霞的三个弟弟。除了老二王双定留在老家鲁山县库渠乡高庄村务农外，其他两人分别携家带口在山东和广东打工。火灾5天后，他们仍未能赶回老家看望父亲。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鲁山，虽为农业县，但人均“好地”(能够种植玉米和小麦)不足半亩，人均“坡地”(仅能种植红薯)不足一亩。在土地里刨食，仅能满足温饱。于是许多人选择离开，沿着城市的路径，前往异乡讨生活。
年轻人大量外流的现象，在全国以农业为主且较贫困的地区并不鲜见，鲁山是一个缩影。人口的外流，附带效应是农村地区家庭养老的功能被极度弱化，农村社会传统的“养儿防老”陷入僵局。
家庭条件稍好的，如王有太，被送至养老院。不好的，则仍以70多岁的高龄独自在田间劳作，用粗茶淡饭填补日常的空虚。近几年，农村老人自杀、孤死家中的事件时有曝光，国家层面虽数度颁发文件重视农村养老问题，然而执行乏力。
“关注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刻不容缓，河南鲁山养老院的火灾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否则以后要付出更高昂的社会代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
养儿不再能防老
75岁之前的王有太，靠种地维持与老伴的日常生活。76岁那年，他手抖得厉害，连饭碗都端不住，在县城寻医问药无果后，儿女们只能任由其病情发展。
之后，3个儿子每人每年给两位老人200斤小麦，每月25元零花钱。王有太由老伴一人照顾，直到3年前，老伴因病去世。经三儿子建议，王有太被送至康乐园老年公寓，费用为每月1400元，三个儿子均摊。
在高庄村，多数70岁以上的老人与王有太有着相似的家庭格局和养老轨迹：儿女较多——多在4个以上，除去因脑溢血、高血压引发的半身瘫痪以及癌症卧床等重大疾病外，多数老人坚持在田间劳作。
79岁的胡文茂居住在王有太的邻村，患有脑血管疾病，育有两儿两女，儿子及儿媳均长期在城里的建筑队打工。5月30日中午，太阳炙烤着柏油路发出刺鼻的气味，老人仍在村口的马路上晾晒豆秸。
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70%以上都有慢性病，他们如蝼蚁般挣扎着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庞大的农村老龄人口基数，为这一长期生活在公众视野之外的群体又增添几分悲凉色彩。
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在1.9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农村老年人口约有1.2亿，空巢老人约9000万人。中国自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持续以每年3.2%的速度不断增长。以此推算，至今农村空巢老人数量已过亿。
王有太是高庄村唯一一个被送到养老院的老人，事故发生前，他是同村老人艳羡的对象。在当地，老人不管是自己生活还是由后辈轮流照顾，饮食方面均为最常见的“农村饭”，即粥、馒头、面片汤，偶尔会吃顿饺子。而在康乐园老年公寓，王有太每天早上能吃到一个白水煮蛋，中午还有炒菜。
高庄村村委会主任张国宝表示，在他们村，孝顺的标准为让老人吃饱、穿暖、有地儿住。这一标准在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农村均适用。
在陆杰华看来，农村老人的养老水平与城市老人有很大差距，过去公众关注的多为城镇养老问题，农村的养老问题被尘封太久。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施行。具体到河南标准为：子女每年为父母缴100元的保费，缴满15年且父母满60岁后，每月可领取60元的养老金。
“每月60元，在提高农村老人的医疗条件、生活水平方面是杯水车薪。”陆杰华说，而高门槛、低保障的特点，使其覆盖面窄，受益老人数量有限。
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农村要加强居家养老服务，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资金应重点向农村倾斜，并要求城市的公办养老院与农村的养老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对口支援和合作机制。在过去两年时间内，地方的配套政策呼之未出。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居家养老前景不明的现实条件下，养老机构为农村老人的养老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鲁山每个乡镇均有一间敬老院，入院资格较严格，仅接收本乡镇无儿无女的五保户老人。按照每人每年3500元的标准，由县级财政拨款。
“给的钱太少了。”鲁山县露峰敬老院院长张明光(化名)说，敬老院目前入住10人。为了使敬老院不出现财务亏空，管理人员带领老人们，在养老院旁边开辟了2亩耕地，种植玉米和小麦。另外，院子里还种了半亩地蔬菜，这些都用以维持老人们的日常生活。
78岁的林国栋在这所敬老院住了5年，据他说，他们的日常饮食多为玉米粥、馍馍、面片汤，很少有机会吃肉。
在露峰敬老院，工作人员仅有一名管理人员和一名为老人们做饭的农妇。老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自己打理，生病后院方通知老人的监护人将其接走，监护人多为老人远房亲戚。同样，老人因病生活无法自理后，仍由远房亲戚接走照顾。“我们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去请护工。”张明光说。
除去福利色彩浓重的敬老院，鲁山县境内另有两家养老院，一家是县人民医院创办的康乐养老院，可容纳100人;另一家是民营的康乐园老年公寓，即此次发生特大火灾的养老院，最多能容纳200余人。
鲁山县人口为92.7万，按照10%的老龄化社会的最低标准，可推算出鲁山老年人口的下限为9.27万。两所养老院可容纳的老人数量仅为全县老年人数量的0.03%，养老机构存在极大缺口。
这也是康乐园老年公寓自2010年后急速扩张的主因，但一场大火曝光了扩张背后的种种问题。
急速扩张的代价
郭亚斌于2014年7月将父亲郭玉送到康乐园老年公寓，老人此前因脑溢血后遗症导致半身瘫痪。对于选择这家养老院的原因，郭亚斌的妻子解释：民政局办的敬老院进不去，而县医院主办的康乐养老院不收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只能选择这家民营的养老院。
对于不收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的“指控”，康乐养老院院长肖丙银强调他们的“公立”身份，“如果病人出现意外，我们是要担责的”，“民营养老院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当然什么样的人都敢收。”
肖丙银引以为豪的“公立”身份，并未给养老院带来实质利益，养老院由医院自负盈亏，并无财政补助。
2013年，康乐养老院从县医院的一个科室发展到现在的规模，近期也逐渐接纳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每人每月1950元，这部分仅有30张床位，全部住满。
生活不能自理区共有5名护工，这些护工的基本工资为700元，每照顾一个老人提成500元。
肖丙银表示，养老院收益多来自能够自理的老人，他们的收费标准为每人每月950元，除去吃喝及护理费，每人每月能为养老院带来不到100元的效益。
养老院用房是县人民医院出资建造，不用缴纳租金，“如果扣除住房成本，我们肯定会出现赤字。”肖丙银说。
失火的康乐园老年公寓收费比康乐养老院平均每人贵100元左右，且养老院所占的30亩土地全部为租赁，以此推算，经营者并不能获得高收益。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康乐园法定代表人范花枝“两口子不像是有钱人，在县城没有房，一家人都住在养老院内，包括去年刚刚结婚的儿子儿媳。”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在调研中发现，在建立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国务院和各部委的政策并未落实，各地方政府对养老机构承诺的财政补贴也未到位。
收费无法提高，想要增加收入，只能靠扩大经营、增加入住的老人数量这条路。
2010年，拿到民政局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后，康乐园老年公寓迅速从二三十人的规模发展到最多可容纳200余人，为了降低建设成本，新增房屋均为彩钢房，这种简易房屋一般被用于建筑工地的临时用房。
鲁山县民政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在火灾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康乐园养老公寓的建筑不符规定，彩钢房属临时建筑且易燃，应使用砖混或混凝土结构的永久性建筑。
中国《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养老院建筑应符合《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居室不应采用易燃、易碎、化纤及散发有害有毒气味的装修材料。而河南省政府2011年养老服务机构年检结果报表显示，当年康乐园老年公寓年检结果为“合格”。
在杜鹏看来，这次的事件很多方面不只是养老院的问题，“在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的前提下，很多不合标准的养老机构也通过了年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考虑如何采取措施令其符合标准，而不是睁只眼闭只眼或一关了之。”
“5·25”鲁山养老院大火之后，各地纷纷开始排查养老机构的安全设施。
5月26日凌晨1点，王有太被接到大女儿王双霞家暂住，等待大儿子和三儿子从外地赶回后，讨论以后的生活安排。
在庆幸父亲死里逃生的同时，王双霞感慨，自己的晚年生活肯定比不上父亲。54岁的王双霞赶上了计划生育的大潮，与丈夫仅育有一子，目前儿子媳妇均在郑州打工。丈夫曾开玩笑似地跟她说：“我们俩以后也得吃养老院那碗饭。”在火灾之后，这个玩笑对她来说显得有些沉重。
58岁的李秀芬(化名)在露峰敬老院为老人们做饭，每月940元，一年365天与老人们在敬老院同吃同住，这份工作她已经做了六年，“我在为自己攒养老钱”。
在陆杰华的研究中，如果没有财政补贴，现有的养老机构基本不能正常运营，而为保正常运转，只能压缩老人的生活水平。
“这是历史的欠账。”陆杰华说，“中西部地区没有太多钱投资农村老人的养老事业，这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2007年，在最初的规划中，鲁山县人民医院打算建设医养结合的公立养老院。在当年的申报资料中，院方希望政府拨款800万元，实际批下来的资金仅为80万元。“没有鼓励政策，没有专项资金，我们自己去办医养结合，难度太大。”肖丙银说。
肖丙银希望慈善单位、社会团体的资金能够注入养老机构，“在目前看来，建造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爱心养老院，是养老事业的最佳选择。”他说。
但杜鹏认为，把爱心作为养老服务这一民生事业的根基，并不是长久之计。在他看来，“公建民营”模式能够解决民营机构在用地、硬件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困难。“民营机构的长处是提供服务，对其任务进行分解，能够减缓这些机构之前面临的双重压力，使收费趋于合理，让更多老人有机会享受服务。即使在相同的收费条件下，也有更多的资金去提高服务。”
此外，如何使现有政策落地，也是破解目前困境的关键一步。国务院下发的《意见》及民政部的文件，均对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提出明确要求，“但以客观事实来说，这些政策并未被贯彻执行，主要表现在资金方面缺少投入，而从根本上说，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本应是由政府来兜底的。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强在这方面的监督和监管，促使政策被落实。”杜鹏表示。
随着一系列善后以及追责工作的展开，河南鲁山养老院火灾事故逐渐远离公众视野，其中折射出的农村养老困境却是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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