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走亲访友，七大姑八大姨聚在一起，难免会被“拷问”，面对各种问题，你最怕听到什么呢?南都民调中心联合奥一网发起网络调查，共回收了437份有效问卷。调查显示，“工资多少”和“有对象了吗”成为了市民在过年最怕被问到的事情，超过七成受访者害怕被追问“是否有对象”，将近七成受访者对问“工资收入”表示反感，近四成受访者反感被问“买房买车了吗?”，超三成受访者害怕被问“每年给家里多少钱”。
“有对象吗”成“紧箍咒”
在龙华上班的女白领肖小姐今年29岁，春节是她“又爱又恨”的一个节日，爱春节是因为在深圳工作难得回家跟父母团聚，恨则是因为至今未婚的她，回到家就会被各种亲戚朋友追问婚恋情况，“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开始头疼。”肖小姐说，最近网上有个新词叫“过年癌”，而她已经到了“末期”了，“一发作就难受。”
从25岁开始，“有对象了吗?”“什么时候结婚?”等类似问题就成了肖小姐最害怕听到的问题，“好像25岁是一道坎，过了女人就便老了，这些问题就像紧箍咒一样，念得我崩溃。”去年春节，比她小两岁的表弟在老家摆喜酒，婚礼完毕之后，一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聊天，而肖小姐便成了“众矢之的”，“所有问题都冲着我来，而且都是同一个主题— 该结婚了。”
“很快就奔三了，女人的青春没多少年。”“深圳男人不难找啊。”“眼光不要太高了。”“隔壁家那个谁谁谁小孩都打酱油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各种问题和“建议”排山倒海般袭来，肖小姐心里很反感，但是她却不想表露出来，只能一个劲赔笑脸：“都是亲戚，有些人虽然只是八卦或者多事了些，但是也没啥恶意，我烦但我也只能忍着，回到深圳就清静了。”
七大姑八大姨们可不是无聊时逞逞嘴皮子功夫，很多人还付出了行动。“她们会迅速搜罗身边的未婚的男人，然后想着介绍给我。”肖小姐说，5年来，亲戚朋友给她介绍的对象不下40个，“就连我一些同学的爱人，得知我单身，都会想着跟我介绍对象。”肖小姐说，这些年相亲的对象不乏奇葩，“有离了婚带着小孩的，有喜欢处女的秃头博士，三姑六婆可真怕我嫁不出去。”
问完收入常常被对比
刘先生前年刚从大学毕业，现在在福田一家外企工作，每年回家，他最反感的就是亲戚们问他收入怎样，“小时候每年过年，别人就会问你考试考几分，毕业了以为就解放了，但是太低估亲戚们的威力了，问收入一样让人烦恼。”
“一听到我在深圳外企上班，她们就来劲了。”刘先生说，亲戚见面，首先便会打听他的工作单位，紧接着便是问收入。“在深圳上班，待遇应该不会少。”“外企很厉害的，每个月至少3万吧。”问题一个接一个，让刘先生无法招架。“那个谁谁谁，在深圳上班，每个月都往家里寄很多钱。”跟小时候一样，刘先生说，七大姑八大姨很喜欢将自己跟其他人的情况对比。“在深圳工作表面风光，比不得你们家小孩在小城市做公务员舒服。”被问烦的刘先生有时试着“反唇相讥”，但是事后都会被父母斥责没礼貌。
问完收入，很多人的问题便会升级，“他们接下来便会问买的房子多大，车子是什么牌子的。”调查显示，近七成人害怕被问到收入，超过三成人士对“买房买车了吗”等问题也表示反感。“不管我回答买了还是没买，亲戚们都能找到一个话题，永远停不下来。”刘先生表示，他不喜欢那种“被拷问”的感觉，“我父母都不会问得那么紧，我在哪里买的房，买了多大与你何关呢?”刘先生认为，七大姑八大姨的“八卦”，对当事人其实是一种伤害，“我们的事情可以不打听么?就不能让我们安安静静过个年?”
新闻加点料
过年回家，为何会有“家族式盘问”？
毕业了，工作找得怎么样?今年回家，有没有带回女(男)友来?这些年，与年轻“恐归族”相伴随的，是被称为“家族式”的各种提问。网友曾经为此总结出一副对联，上联是：考了几分什么工作能挣多少呢;下联是：有对象没买房了吧准备结婚吗。还有令人忍俊不禁的“标准答案”：这个嘛呵呵呵呵呵;那什么哈哈哈哈哈。横批：阿姨吃菜。
“盘问”发生在这样一个特定场景下：家族里的年轻人在外工作、学习，有的已经在外地定居，他们是家族里的迁徙者。无论是出于“衣锦还乡”的渴望，还是“羁鸟恋旧林”的心境，或者只是因为父母还居住在故乡，回家过年成了一年一度的例行仪式。这不仅表现在地理意义的迁徙上，也表现在从城市里的“陌生人社会”回归到传统的“熟人社会”中。有时候，或许你根本没有离开故乡，不过是从独立打拼的环境回到了家族环境，也会遭遇这种盘问。
如果非要把“家族式盘问”与一个国家的特点联系在一起，那么脱离不开的是这个发展中大国的时代背景：在现代化进程中，“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是同时存在的。无论你从城市回到乡村，还是从一个城市回到另一个城市，春节这一时间节点，都是“熟人社会”从沉寂中苏醒的时刻。春节放假的另一层意义是，现代社会那种保持界限、距离感的“规则”也放假了。它毕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与家人、亲戚相伴的节日。
也就是说，即使是发出“盘问”的长辈、亲戚，他们平时遵守的可能也是一套“陌生人社会”的法则。这有助于解释一个疑惑：“家族式盘问”的发生地点，并没有明显的城乡差异。即使在典型的城市社会中，只要经历“春运”这一奇妙的催化剂后，居民结构在短期内得以重新构建。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家族、家庭形态，像是一副被打散的扑克牌，被有秩序地整理排列起来。“传统”并不显山露水，但总能在适当的契机施展其魔力。
“家族式盘问”与年轻人崇尚独立、自由的价值取向相冲突，是其现下遭遇的第一重危机。有人因为反感而与长辈发生冲突，也有人为了逃避成为“恐归族”、“不归族”。然而，从“盘问”的发生机制来看，它们遇到的最大危机不在于年轻一代的价值不认同，而在于“熟人社会”的进一步瓦解，在于家族结构在社会中的消失——如今之所以还有那么多“盘问”，是因为年届中年的一代人尚有家族意识。假以时日，这种大家庭的残存不得不走向终结，就没有那么多“阿姨”来提出本文开头对联中的问题了，那时“家族式盘问”或许会变成人们口中的“家族式不盘问”。
春节“恐归族”：不是不想回 只因没混好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但有那么一群特殊的人，春节已成“甜蜜的忧伤”。他们既渴望回家团圆，又对回家充满顾虑，这就是近些年涌现出的“恐归族”。
在名为《今年过年你不回家的原因是什么呢?》调查中，“混得不好没脸回去”占比36.36%，排在次席的则是“经济压力大”。
混得差，没脸回去
李国华毕业四年了，去年年底刚换了一份工作，现在还在见习期，他选择了“混得不好没脸回去”，“我在家排行老三，两个哥哥高中毕业后就待在老家湖北嘉鱼做事，现在有房有车，都很不错。而我读了大学，又来东莞工作了四年，现在还每月拿着2500元的见习工资，除去房租、生活费所剩无几。回家过年，走亲访友肯定会被询问工资待遇等问题，想想都觉得不是滋味。所以今年还是不回去了，宁可一个人在这边待着，也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混得这么差……”
人情重，不敢回去
老家在湖南的彭明就因觉得经济压力大，选择了留莞过年。他说，春节回家也是考验钱包的时刻，不仅有来回交通费，同时还要承受沉重的人情债。“我爸那边有三兄妹，我妈那边是四姐妹。春节期间，一大家子人都要团圆，按照传统习俗，除了要给父辈、祖辈孝敬钱，还要给侄儿侄女们压岁钱。爸妈最少要给两千元，老一辈最少也要给五百元吧，小一辈的也要两三百元，这算下来就得五六千了。再加上请吃饭、买礼物什么的，最少也要一万元才能勉强撑得住。现在我每个月要还房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回去一趟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了。”彭明坦言，自己给父母的解释是单位放假晚，买不到火车票，等到清明或五一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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