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青岛人的心中，观象山和观海山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在山脊上修建的那条起伏的平原路，将其凭空分成两座山。它们是老市区中的两处高地，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它们所庇佑的那一处处红顶小楼，见证着历史的雨打风吹。
其中，观象山的“穹台窥象”曾被列为老青岛十景之一，这是岛城诸多山头公园中唯一获此殊荣者。穹台，即指坐落在观象山顶的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岛观象台，它也见证了青岛科研的诞生和发展。
李希霍芬提议修建观象台
观象山在青岛大名鼎鼎，人们都知道有这样一座山，但具体位置在哪儿很多人却说不清。就连游客问路时，都有人指路指到信号山，到了山脚下茫然抬头：“不是这儿啊？”
观象山离信号山不远，大体位置在江苏路以西，胶州路以南。而观象山公园位于山头之上，南邻观象一路，东临观象二路，西与禹城路相邻，北至青岛第六中学。
城市信报记者沿观象二路蜿蜒而上，再踏上数道石阶，便看到一个圆圆的月亮门。这就是观象山公园的入口，从此处眺望能看到山顶那座著名的天文观测室，掩映于苍翠的茂林之中。沿路上山，穿长廊、过凉亭，很快便来到海拔仅有79米的观象山山顶。眼前呈现巨大的白色圆球，深深的院子，还有一栋小巧的穹顶楼。楼上挂有牌子“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岛观象台”。树影婆娑，在秋日的阳光中点点斑斑，唤起人们对历史的深层记忆。
“观象山上的青岛观象台，一度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见证了青岛的科研历史。”岛城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对城市信报记者说。
时间返回到一百多年前，当很多中国人还沉浸在“夜观天象，掐指一算”的传说中时，在青岛修建一座观象台的想法已被一个德国人提了出来。他就是近代德国著名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1898年5月出版的《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湾》一书中，他建议把青岛发展成为一个科学观察和研究中心，按照德国汉堡海洋观象台模式建设青岛观象台。
如今的观象山公园园址旧称“大鲍岛东山”。据鲁海先生讲述，1897年，德国强占青岛后，在山上建贮水池，又名“水道山”。后为谋求港务以及航运的发展，于1898年3月1日，在如今的馆陶路1号，设立了简单的测候所。同年4月26日，定名为气象天测所，隶属德海军港务测量部。1905年5月10日，迁至水道山。自此，水道山改名为观象山。1905年3月6日，德国政府派梅尔曼博士任所长。1911年1月1日，改名为“皇家青岛观象台”。这一期间，其主要工作内容为气象、天文、地磁、地震、潮汐等，还管辖着济南等十余个测候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11月11日上午10点，日军侵占青岛，青岛观象台落入日本人之手，被改称为测候所。此后，所长之位几经更替，一个叫入间田毅的人坐在了这把交椅上。这一期间，测候所主要从事气象和地磁工作，并在李村、沧口、仙家寨、老洼乡、九水、沙子口、张村、浮山所等地，以及胶济铁路沿线设立测候站。
日本找借口，赖在观象山不走
“围绕观象台，中国人和日本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而日本人找到种种借口，赖在观象山不走，很是可恶。”鲁海先生对城市信报记者感慨道。
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划为胶澳商埠。按理说，青岛测候所应该同时完全收回，但是谁也曾想，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山东悬案细目协定”中竟有两条奇葩规定：第一条，所内现有日籍职员，为维持测候业务，仍照常工作，不支取中国政府薪俸，该所的报告与日本测候所以电报交换，中国政府在可能范围内，予以供给及便利。第二条，将来中国测候人员训练完成，日籍职员交接时，关于与日本测候所联络之办法，再行协定。日本人就以这两条为借口，拒不交还测候所。
这时，一个在青岛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人物蒋丙然登场了。他生于1883年，福建闽侯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光绪十九年举人，而他自己也是喝过洋墨水的人，获得了比利时双卜罗大学农业气象学博士学位，是我国最早派出学农的留学生之一。1912年11月，蒋丙然学成回国，到北京中央观象台任技正、气象科科长，并兼航空署气象科代理科长。还在参谋总部航空学校(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气象学。据知名文博专家、岛城十大藏书家之一王桂云老先生讲述，当时日本人并没有将话说死，还留下了最后一道口子——“贵国只有蒋丙然先生能够胜任这里的工作，如果由他来上任，观象台马上就交。”日本人认为，蒋丙然正在中央任职，不可能来青岛。
当时，与蒋丙然同时参加接收青岛测候所的，还有著名气象学家、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前身)教授竺可桢和另一位曾在中央观象台天文科工作过的委员高均。当蒋、竺、高等站到他们面前时，日本人有点蒙了，但他们很快就露出阴险的嘴脸。日方百般刁难，仅允许点交仪器、图书等。日籍职员不肯撤离。所以测候所当时仅仅是形式上的接收，我方并未派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蒋丙然等做了些调查便返回了。
1924年2月10日，胶澳商埠督办委托蒋丙然为胶澳商埠观象台台长。2月10日，蒋丙然等正式接收青岛测候所，日籍职员办理交接，并于同日启用“钤记”。3月10日接办全部观测工作。至此观象台的主权才正式接收回来。何为钤记？鲁海先生对城市信报记者说：“就是官印，长方形的。说明自此日开始，蒋丙然就是胶澳商埠观象台台长了。”
这里得说明，青岛观象台自此收回主权，但日籍职员却并未从青岛撤走。他们先是免费使用仪器设备和电报，将气象、地磁等资料发送回日本；后来又在观象山另成立测候所，借用我方部分设备继续进行观测。1928年8月，又节外生枝，提出“磁力方面，中国未经加入万国磁力学会，日本代表东亚，未便断然移交”。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拖延理由。
日本人为什么一直赖着不走呢？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显示，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要紧紧掌握青岛观象台的气象、地磁等资料，为他们的舰船出入胶州湾服务。
捍卫科学，蔡元培力保蒋丙然
鲁海先生对城市信报记者称，从1922年到七七事变前的15年间，青岛观象台几乎每年每月都向有关当局陈请，一些爱国科学家也以“中国气象学会”和“中国科学社”等学术团体的名义，敦促南京政府，要求日籍职员尽快撤离青岛观象台，但是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同样软弱无能，敷衍应付，致使问题一再没有解决。
当然也有人疑问：既然青岛主权都收回了，为什么不能强行把日本人从观象台赶走？事实上，当时的局势很复杂，即便在当时主权收回后，日本警察仍长期留在青岛，干扰中国警察执法。据记载，1937年仍有日本领事馆警察署的档案。
不过，有蒋丙然坐镇，青岛观象台在气象领域已然熠熠生辉。这时的青岛观象台与上海徐家汇和香港远东，并称为远东地区三大观象台。蒋丙然接手时，另外两个观象台还在法国人与英国人的手里，所有人都想看看，中国人能否玩得转这个重要观象台的管理和观测工作。而蒋丙然很快便超出人们的预期。王桂云先生称：“蒋丙然在青岛的存在，被视为‘中国现代科学精神复兴的标志’。”
在中国，“一朝天子一朝臣”已成为惯例，对于政治，这种人事变更或许影响不大，但对于科学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1929年4月，北洋政府在青岛的统治倒台，由南京国民政府派接收专员陈中孚前来接收青岛，计划将机构重置。有些人提议把观象台划给青岛市教育局管辖。很显然，这些人想不到、也不关心这种“切蛋糕”的方式，会对学术自由产生何等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这将导致观象台地位很低，作为学界权威的蒋丙然真能够屈就吗？
当时，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院，对此极为恼火，他一天内两次打电报给青岛代理市长吴思豫，坚决反对这种“愚蠢的意见”。他还提出，观象台长应直接归市长管辖，同时同意把青岛观象台纳入中央研究院，提议涉及青岛观象台台长更替须征得中央研究院同意。时至今日，再反观蔡元培这种敬惜人才的拳拳之心，仍让人感喟不已。
这期间一直由蒋丙然任台长，台内组织分为“气象地震”和“天文磁力”两个科，原定竺可桢为气象地震科科长。竺可桢因1922年来青接收未成，便没再来。至于原因，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称是“不耐烦再来”。于是，便由蒋丙然兼气象地震科科长，高均任天文磁力科科长。而这位高均，就是高平子，也是中国天文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当然，竺可桢对于青岛观象台也是功不可没。上世纪30年代，经费始终是影响青岛观象台发展的瓶颈，竺可桢和蔡元培多方筹措，除了从中央研究院的天文、气象两所每月各拨500元予以补助外，还多次鼓动青岛历任市长，为观象台筹集、增拨经费，使青岛观象台业务得以顺利发展。
文/图 城市信报记者 王学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