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任先组建自己的武装
李先良并不是军人，更没有领军打仗的经验，怕自己担负不起鲁东抗战的重任，在得知自己即将被任命为鲁东行辕主任前就躲了起来。李先良多年后回忆，他当时“避往栖霞蛇窝铺村(据张成考证，应该是栖霞蛇窝泊村)的青岛市律师公会会长牟绍周家”，结果牟绍周劝他以抗战大局为重，山东省保安第3旅旅长赵保原也来“促驾”，这才前往行署驻地莱阳赴任。此时，鲁东行辕改称为鲁东行署。
民间抗战史、民国军事史学人胡博在《抗战敌后奇兵：国家青岛游击军》一文中写道，“卢斌的前车之鉴，使李先良在物色部属时尽量任用派系色彩不明显的人。他的这个明智决定，很快就稳定了鲁东政局，各路不安实力派虽想发难，但却没有任何理由。之后，李先良就开始筹划组建自己的武装，他知道卢斌之所以被杀，主要就是没有自己的武装。”
李先良首先与“促驾”的赵保原抱成一团，得以站稳脚跟，随后他收编了孙式庵的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十六支队第2纵队第3大队(全由青岛人组成)，将其扩编为鲁东行署独立营，时为1939年7月。有了自己的武装，李先良便以莱阳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联合八路军，先后在莱阳、栖霞、掖县打了三个漂亮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42年2月，山东省政府因沈鸿烈和于学忠争权失败下台而被迫改组，新任省主席牟中珩到职后，首先拿沈鸿烈亲信李先良开刀，把鲁东行署裁掉了。不过，这一招，李先良早有防备。
一年前，为保存实力，在李先良的建议下，沈鸿烈成立青岛市行政机构，李先良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在莱阳成立办事处，从行署特务营抽调两个连作为基础扩编为青岛市保安大队，保安大队成立后便去崂山建立根据地。
李先良卸任行署主任后，就以青岛抗战为鲁东抗战之重为由，在沈鸿烈的帮助下，被任命为青岛市代理市长。1942年，李先良前往崂山，同时增设保安第二大队。不久，把崂山一带的各小股游击队收编，两个大队合编为青岛保安总队，李先良兼任总队长，高芳先任副总队长，揭开了崂山抗战的新篇章。
三种方法获得武器
崂山，位于青岛市区东北方，离市区仅15公里，海拔约1000余米，占地百余里，进可攻、退可守，十分适合打游击战。李先良在华严寺成立市政府，在太清宫培养干部，太清宫前面七八十亩地，则当作练兵的操场，还把白云洞当作军工厂，在太平宫储备粮食军械。
日军为了拔除崂山根据地，屡次前来扫荡，长则一周，短则三四日，但成效不大。在山上打游击，条件艰苦，游击队很难从市区获得武器。
那么，他们怎样获得武器呢?李先良在《抗战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大致有三种方式。
一是搜集民间的枪支。在游击区内，搜集老百姓收藏的长枪、短枪、盒子枪，作为基本的武装配备。虽然这些长枪、短枪，大部分质量低劣，简陋不堪，但这是拖住敌人的本钱。
二是土法自制的枪支。李先良招集了五十几个手艺精良的铁匠，作为兵工厂的工人，没有造枪的材料，就拔出铁路的钢轨，截断后投入熔炉手工锤炼，照着步枪的样子一件一件制造，平均每天能造出一支步枪。为了安全，李先良把小型兵工厂设在崂山之顶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天天要把制造武器的钢铁材料，还有工人所需的粮食，都是一包一桶，捆在肩上，爬到绝顶去供给，正是采用这种拙笨的方法，补充了半数的武器。
三是获得敌人的武器。获得敌人的武器，有两种情形，一是身入虎穴袭取而来，一是作战的时候得自敌人。据李先良回忆，八年当中，所得敌人的步枪共1500多支，机枪10多挺。
除了武器，服装短缺也是一大问题，战士们一年只发两套衣服，一套单的，一套棉的。
于是，李先良盯上了日军在青岛的两个纱厂。1943年9月，李先良派出一连的兵力，同时发动100多名老百姓，明确宣示到敌人工厂拿布，规定每个人扛布的数量，超过部分都归他们所有。一开始，这些老百姓觉得太危险，不太愿意去，可是进入富士纱厂，打开仓库，搬出一部分布匹，敌军竟没有发觉。老百姓分得布匹，都喜出望外。到第二次拿布，纷纷报名，等到第三次，李先良的部队没通知老百姓，不过队伍夜间经过每个村庄，老百姓知道是去拿布，就跟着后面跑，一路跟了五六百人!
近日，城市信报记者来到石老人村，在曲辉明的侄子曲孝伟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94岁的村民曲相本。遗憾的是，老人年事已高，记不起当时的事情。
而曲辉明老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他记得的确有这样的事儿，“到青岛的纱厂抢布匹，我们村的村民也参加过，因为能得到布，都很积极。”曲辉明说，“青保在我们村也征兵，我在1944年3月到9月还参加过青保一个叫‘崂山办事处粮服统筹委员会’的后勤机关。一方面我弟兄五个，就要抽一个去当兵，另一方面我父亲是小学校长，支持抗战，所以我就当了半年多的勤务兵，后来就去青岛市立初级中学读书了。”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宋义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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