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舫与青岛褐木庐

很难想象，由一场意外导致的青岛疗养，会让宋春舫与青岛发生了接近十年的断续联系，并进而引发出一系列关联事件。而在这其中，褐木庐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伴随着新近褐木庐奠基石的被发掘，一段关于文明发现、科学开拓、时代走向，以及疾病与个人命运的往事，重新浮出水面。

褐木庐，坐落在青岛汇泉湾西北林木苍郁的山坡上，是宋春舫1930年“斥金四千”始建的戏剧主题图书馆，收藏中外戏剧典籍数千册，为当时中国私人专业收藏之最。这是一个直面东西方文明的积铢累寸的结晶，是一代知识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缩影，其筚路蓝缕的开启作为，凸显出诸如宋春舫这般先行者的一幅精神探索路线图。围绕着中国现代最早译介西方戏剧者宋春舫和褐木庐展开的故事，构成了青岛本土文化移植史上的一段不可复制的记忆，也丰富了中国戏剧文献史上的重要篇章。

吴兴宋家的家世

宋春舫1892年出生在浙江吴兴富庶家庭，父亲宋季生年幼时随父母自吴兴“逃长毛”而到上海，遂定居，通文墨，稍谙英文，成年娶了海宁世家女徐碧云。徐父在上海操持彩票生意，经营的白鸽票，是光绪帝打赏给珍妃和瑾妃姐妹一个哥哥的特许项目，旗人嫌日常管理繁复，就交给徐父打理，只需定期上缴固定款项便可。徐家和王国维家为近亲。王国维逝世后，出版观堂全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宋春舫作序，称王国维为表兄。

宋家后人回忆，宋季生一代的家庭背景“未必很好”。有两件事可以佐证：一是宋春舫15岁考中秀才，父亲宋季生很惊奇家族出了这么一个聪明的儿子。据此推测，宋季生所受教育并不是很好。二是宋季生十分节俭，宋春舫的两个儿子宋淇、宋希和祖父宋季生曾一起生活，宋淇回忆吃早餐时，孩子吃白面包，宋季生则有牛油佐餐。宋家后人由此认为，宋季生节俭习惯的养成，是因为宋家原本并不富有。

由于徐碧云是富家女，通诗书，遂督导唯一的儿子宋春舫甚严，聘吴兴宿儒郁颖芙为老师。宋春舫中试之后，开始接触现代以及西洋课程，包括拉丁文及英文。1910年入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在这所美国教会学校里，英文第一名是宋子文，中文第一名是宋春舫。

在欧洲聚敛藏书

宋春舫的孙子宋以朗推断，宋家的经济富裕，是由于两段婚姻带来的：先是因为宋季生娶了徐家的女儿，后一个就是宋春舫娶了朱姓女子，也就是朱润生的姐姐朱伦华。

年轻时宋春舫喜欢表妹，但宋季生夫妇希望他娶比宋家富有的朱家女儿。宋春舫不从，徐碧云就撂下狠话，如果要和表妹一起就一分钱拿不到。宋春舫最终只好同意，但前提是先到国外留学，毕业回来结婚。

1912年宋春舫去欧洲，第一站是巴黎大学。据儿子宋淇的说法，那段时期宋春舫很有钱，每晚都去剧院，不仅穿晚礼服，还让自己的生马车载去。后来宋春舫到了瑞士，在日内瓦大学完成学业。

宋春舫在欧洲数年，所学专业几无记录，搜索民国期刊，发现1934年6月20日《十日谈》第32期有一篇短文含糊说：“宋博学多能，所专功系医科，而酷好文艺，且具多方面之兴趣，故学无不知，知无不晓，盖万能先生之流亚也。”这篇《宋春舫》的作者叫不辰，文字尖酸刻薄，一派普罗文学的好斗腔调，惟宋春舫“专功医科”的说法，洞开了一丝穿越迷津的光亮。上海圣约翰大学很早就设置有医科，未知宋春舫的“专功”起点，是不是开始于此。恍惚想起来，在那些迷离的黄昏，一个中国医科生时不时地出现在巴黎加尼叶歌剧院，其景象大概也足够荒诞了。

宋春舫极有语言天赋。宋春舫逝世后，宋淇在《两周年祭》纪念文章中提及，宋春舫能读说写的有英、法、德、意、西班牙五国语言，能读的还有几种。希腊、拉丁都通，而且拉丁曾下过七年苦功。四十岁以后，宋春舫开始读俄文，一两年后已经能直接看原文了。似乎唯一的失败，是在日语上的碰壁。因为语言上的便利，宋春舫很容易浏览各语种剧本原作，用不着翻译的帮助。

宋春舫在欧洲时，正值欧战，很多家庭生计艰难，许多家当被拿出来变卖，其中包括大量珍贵戏剧藏书。宋春舫便不断买书，最多的一次居然带了三千多本书回国。1921年春宋春舫作为外交官再度赴欧洲，“大战甫平，币值下降，遂罄囊橐，捆载而东”。这一次，宋春舫把一大堆书都带了回来。

意外导致青岛行

1917年初夏宋春舫回国，先后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讲授欧美戏剧及戏剧理论，成为在中国大学开设戏剧课程的第一人。期间1918年10月他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发表《近世名戏百种目》，为“戏剧改良”提供了完整的西洋戏剧借鉴目录，开拓了新文学运动的文本视野。

宋春舫回国后兑现婚约，与朱伦华结婚。其富裕、自由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被归结为邵洵美、胡适之、徐志摩一类人。而实质上，出现在京津报刊上的一些评价，多也恰如其分。如果不是接下来的一场意外事故，宋春舫怡然的生活，将依照本来的轨迹，依次持续展开。

1924年的时候，宋春舫因意外堕马，导致其成为肺结核患者。这一年，他32岁。间接佐证疾病给宋春舫带来严重困扰的例子，是出现在1924年8月16日《顺天时报》的一则《宋春舫启事》：“鄙人近来身体甚弱，所有京沪报馆杂志邀请担任编辑撰述等事，一概谢绝。此启。”这个启事，刊登在当天报纸头版二条的显著位置。“一概谢绝”的口气，已近乎不近人情。

堕马变故，直接引发了宋春舫人生轨迹的关键性改变，也使这个传奇般的富家子弟最终和青岛发生了紧密的联系。1925年宋春舫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到青岛海滨专心疗养，以保证能够全天候呼吸清新空气。因为医生告诉他，海边的这些新鲜空气，对肺结核的康复，至关重要。

这个过程，宋春舫在青岛观象台的《海洋科成立之经过》中略微有记：“民十四，予自北平归沪。道出青岛。值旧友蒋右沧堂胶澳观象台台务。蒋君为吾国气象学专家，而对海洋学固有深到之研究者。因以所购置各种测量海洋仪器相示，而予乃有剙海洋研究所之动议。”

接下来的1928年9月，宋春舫在青岛撰写了《战后法国戏剧的复兴》。次年11月，在“青島汇泉广莫庐”撰《海洋科成立之经过》。看上去，从1925年到1929年这四年，除了疗养疾疹之外，宋春舫专注的也就是戏剧和海洋研究这两件事。

1930年一开头，宋春舫在青岛的清闲生活被打破，工作节奏似乎明显加快了。一系列成果，集中在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建设上。

2月17日，宋春舫主持草订了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组织条例，成为这个筹备中的国立大学图书馆的创建人。10个月后，他辞去青岛大学图书馆主任职，暂由皮高品负责馆务。再后，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兼任馆长，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进入到“莎士比亚”时代。

2月28日，宋春舫再主持成立青岛观象台图书馆。《青岛观象台十周年纪念册》记载：“十九年春特辟东大楼下层为藏书之馆，并以春舫为主任，专司其事，下设管理员二人，分掌图书收发、登记，编目等事。”蒋丙然《青岛观象台自民国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大事简记》载：“青岛气象台历年所购置及交换之图书杂志加之以德日时代所藏之图书杂志，数逾万册，因将办公室一部分，成立一图书馆，将所有图书杂志，分类庋藏，加以编目印成图书目录，以供同人阅览及研究之用。”

3月10日，宋春舫的褐木庐在福山路支路奠基。其二十年来“辛苦搜求”的三千余册戏剧秘籍，始获“聚书其中”的归所。

第一书房褐木庐

到青岛后，宋春舫在青岛汇泉湾盖了一栋房子，这大约就是被其称为“广莫庐”的居所。从时间上看，这个房子在1929年的秋天之前，已经建造完成。1930年春天到1931年，宋春舫又在旁边加建了一栋独立的图书馆建筑，把在欧洲带回来的几千本戏剧书刊存放其中，名曰褐木庐，英文名Cormora。2018年3月在福山支路六号一栋建筑的墙角发现的奠基石，清晰铭刻有“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十日褐木庐树基”字样，还原了这个主题图书馆的建造起始。褐木庐，来源于三个法国戏剧大师的名字，高莱依(Corneille)、莫里哀(MoliMière )、拉辛 (Racine)，其中蕴含着强烈的致敬意味。

宋春舫曾在《褐木庐藏戏曲书写目自序》中叙述说：“予自始冠西行，听讲名都，探书邻国，尔时所好，尽在戏曲，图府之秘籍，私家之珍本，涉猎所及，殆近万卷。民国四年，初游法京，入Bibliothèque de l’Opéra，寝馈其间，三月忘返。六年返沪，择所爱好，挟与俱归。十年再渡，道出德奥，时则大战甫平，币值下降，遂罄囊橐，捆载而东。后困疾疹，并束高阁，近五六载，沪杭平津，奔走往来，不宁厥处。”这段写在“民国二十有一年”的自白，道出了褐木庐所藏的前前后后：“去岁斥金四千，始建褐木庐于青岛之滨，聚书其中。今春复辞青市参事，扃户写目，匝月乃竟。盖二十年来，辛苦搜求，所获不过三千余册，财力不足，闻见有限，无足怪也。犹幸所藏，仅限一类，范围既隘，择别较易，即此区区，已为难得。”

在1930年代，宋春舫青岛褐木庐的口碑，确有些“高山仰止”的味道。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曾感慨：“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框里，框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店的标准，微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戏剧家李健吾关于褐木庐传言的描述，则充满了向往：“从朋友那边听到，宋先生的藏书越发丰富了，已经成为中国——甚至于亚洲——唯一的戏剧图书馆了。我作梦自己有一天飞到青岛，飞进他的书库，在那些栉比的书架中间翱翔。”李健吾的这篇《宋春舫先生》，发表在1940年的《剧场艺术》。这时宋春舫已逝去两年，李健吾飞进褐木庐书架间翱翔的夙愿，只能是一场白日梦了。

宋春舫1932年完成的《褐木庐藏戏曲书写目》，是研究褐木庐藏书的第一手原始记录文献。书目分34类3000余卷，涉及中国、日本、印度、土耳其、俄国、法国、英国、德国、波兰、意大利、西班牙、挪威、葡萄牙、希腊、罗马、美国、加拿大等国别，以及东方剧院、中国戏剧之评论、新式剧院运动、戏剧写作、现代戏剧、电影、舞蹈、戏剧评论、歌剧、扮演、傀儡戏、服装、布景、朗读、剧史等等内容。1935年1月24日《申报》评论说，“其中珍本，都为外间不经见者”。而此前在1932年4月23日，潘光旦编辑的《华年》周刊已从“恒心和毅力”的角度，对宋春舫褐木庐戏曲书库所藏图书，给予了相当的钦佩。

褐木庐的藏书量，说法不一。宋春舫自叙“三千余册”，亦有4800册的记录，宋以朗的资料则说共有5111册书。但对此宋以朗并不确定，因为从现存图书的编号上看，确已编至七千多册。宋以朗对藏书数量各说各法的分析是，可能因为藏书有个“不停增加”的过程。褐木庐的藏书，都贴有宋春舫制作的藏书票，上有分类及编号。

1930年8月初胡适赴青岛，居宋春舫福山路支路家中，浏览所藏大量戏剧书籍，含多种版本莎士比亚剧作，遂与闻一多、梁实秋等再议翻译西方名著问题。8月13日《胡适日记》记：“我请他们先拟一个欧洲名著一百种的目，略用‘哈佛丛书’为标准。”8月15日胡适与任叔永等商讨编译委员会人选，最终确定丁文江、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多等13人。胡适并草拟编译计划，称“此项学术文艺作品，拟先选择必不可不尽先翻译的书若干种，为第一集。”胡适同时提议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此后数次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书信返还，详细讨论翻译计划。

福山路的五里雾

伴随着与肺结核疾病不间断的周旋，宋春舫在青岛的工作，并不仅仅限于海洋研究的开拓与私人图书馆建设，他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也逐渐被焕发出来。

1931年秋末，宋春舫在青岛完成了三幕剧《一幅喜神》。一个博古通今的强盗，被宋春舫构造的活灵活现。就此，剧评人令凌云次年春天在《北洋画报》预言：在贵贱、贫富之后，一个智愚对应时代的到来了。对宋春舫来说，“写剧虽然只费了一星期，然而从择题布局起，直到种种问题，如布景道白等等解决为止，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年头。”就这一“恍惚数年险症”的创作历程，宋春舫1935年9月27日在青岛坦白表示，“《一幅喜神》是在民国廿一年正月出版的，恰好在九一八~一二八之间，从我个人方面，这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一件事。那时我在青岛，费了一星期之久，才把剧本写完。往常听人说‘Noel Cowarcl的写剧，无论歌剧独幕剧或三五幕剧，只须四五天便可缴卷。’如此说来，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一幅喜神》面世，第一个出来赞成的，是新月派诗人邵洵美，接下来，剑啸在《中国的话剧》论文中说，“《一幅喜神》在将来中国戏曲史上，或有相当的位置……”1936年3月，集纳了包括《一幅喜神》在内的戏剧集《五里雾中》，由文学出版社出版，算是了却了宋春舫的一桩心事。

也许是距离亲近的关系，儿子宋淇在父亲指导下的日常阅读，并没有那么“高不可攀”。晚年宋淇回忆说：“1935年我考入大学，读的是西语系，那时我父亲正卜居青岛，每逢假期我都有机会回家，并和他接近。他认为我的英文不够好，主要是只读教科书和指定参考书，所以太死板，因之字汇运用不够灵活。1935年寒假时，他开始介绍我读英文戏剧名著，除了那些选集中所必有的名著外，他特别要我读两个人的作品：王尔德和毛姆。那时候他那间向南的书房，放的是有关戏剧的书籍，另外还有一间向西的书房则放满其他各种书籍，主要是文学作品，其中美国的近代图书丛刊和德国出版的英文文学名著尤其多。我还记得在1936年暑假时，我已经读完了毛姆的戏剧全集，就跑到西书房看看有没有毛姆其他的作品。结果在书架上找到了一册《中国屏风》(On a Chinese Screen)，打开来一看，发现其中一章《一个戏剧工作者》(A Studen of the Drama)旁边打了个铅笔记号，立刻发生兴趣，一口气拿这一章读完。”

毛姆《一个戏剧工作者》所描述的对象，正是宋淇的父亲宋春舫。

受托缅怀王国维

宋春舫的在青岛日常起居细节，记录多语焉不详。宋以朗记述，宋春舫在福山支路家里雇有两个厨师，一个煮中国菜，一个煮德国菜。德国人认为跟他打交道比跟其他中国人好，多少有点德国风味。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自沉昆明湖。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陈寅恪撰碑文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八年之后，宋春舫在青岛受托缅怀逝者，并为王国维重刊遗书撰写序言。

宋春舫所撰《重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完成在1935年春，其中叙述原委云：“比年避暑青岛，哲安适主青岛大学讲席，过从复密。哲安方谋重刊静安遗著，出以相示，嘱序其瑞。”王静安，即王国维;王哲安，为王国华，王国维胞弟。根据1935年版《国立山东大学一览》的记录，王国华自1933年9月始获聘山大外文系讲师。另据1934年入学的山大中文系学生徐中玉回忆，王国华当时给中文系授英语课。

1935年5月23日，宋春舫在青岛完成《汉译欧美剧本的统计》一文。同年12月，该文刊登在南京《教与学》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上。

宋春舫1936年发表的文字，集中刊登在林语堂编辑的《宇宙风》半月刊上，如《论戏剧的对白》《原来是梦》《我不小觑平剧》《戏院观众纵横谈》。其中，《戏院观众纵横谈》注明5月31日完成于青岛。这差不多是宋春舫在青岛最后撰写的一批文字了。登载《戏院观众纵横谈》的第26期《宇宙风》，出版时间是1936年10月1日，同期也刊出了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并附有《骆驼祥子》手稿和老舍在青岛中山公园拍摄的照片。

看着琳琅满目的《宋春舫论戏剧》与《褐木庐藏剧目》，以及《戏院观众纵横谈》等等，笼统把宋春舫的青岛往事归于艺术人生一类，大概会偏离真相，也会减弱了宋春舫故事的戏剧性。宋春舫的青岛过往，不乏循规蹈矩，也不缺离经叛道，同时还洋溢着科学的光芒。

海洋科学第一页

原本热衷于欧洲戏剧的宋春舫，和海洋学所发生的联系，本来并不在一个可预测的规划轨道上。据说在法国期间，偶然到摩纳哥参观海洋博物馆和水族馆的宋春舫，开始对海洋产生一种不可抑制的接触冲动。回国后，宋春舫逐渐热心于推广现代海洋观念，倡导开展海洋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撰写过一篇《海洋学与海洋研究》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以图引起人们对海洋研究的注意。他先后与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达成共识，并最终在1928年和蒋丙然一起创建了青岛观象台海洋科，并出任科长，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综合海洋研究机构，由此掀开中国现代海洋科学史的第一页。

1925年宋春舫初到青岛，住蒋丙然家中。闲暇参观青岛观象台并游览城区，认为此地环抱胶州湾，是进行海洋研究的极佳城市。期间蒋丙然将宋春舫的《海洋学与海洋研究》送给胶澳督办赵琪看。提到了宋春舫的看法，这就是中国真正具有海洋研究条件的城市不多，建议在青岛建立海洋研究所。据说赵氏表示对宋春舫的意见极为赞赏，但认为一时间还难以成立一个有规模的研究所，遂决定先在青岛观象台设海洋科。这样，宋春舫和青岛的联系，就具体化了。辞去北京大学教职的宋春舫来到青岛，很快就在1928年11月15日成立起青岛观象台海洋科。

宋春舫从国外采购来海洋仪器和参考书籍，吸收和培养朱祖佑等有志于海洋研究的青年学人，开展青岛港潮汐观测和预报业务，编印潮汐表。观象台的海洋科借用舰船每月测量胶州湾水温变化，采集水样、海底沉积物和海洋生物标本，同时建立化验室，分析海水盐度、密度及海底沉积物。在宋春舫的组织下，这里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个海洋科学杂志《青岛市观象台海洋半年刊》。

1930年秋，中国科学社在青岛开会，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等鉴于青岛观象台海洋科具有前沿性的研究方向，倡议在青岛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会议公推宋春舫、蒋丙然和青岛市长胡若愚等三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着手永久性研究机构的建设。经过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组织设计和施工，1931年1月率先开建青岛水族馆。

缔造青岛水族馆

1930年秋天中国科学社的青岛聚会，缔造了青岛水族馆这个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公共海洋博物馆。在这其中，蒋丙然和宋春舫的倡导、推动和实践轨迹，清晰可辨。

蔡元培在1932年5月8日的《青岛水族馆开幕辞》中说：“十九年秋，中国科学社诸君子会于青岛，青岛滨海，幽胜之区，予因契眷相从，杨杏佛先生偕行，抵青，复晤胡若愚市长，暨蒋右沧、宋春舫两先生，右沧春舫，皆居青久，习海洋之学，博采远搜，兴会飙举。右沧任青市观象台台长，附设海洋科，以春舫主其事，撰文立说，最称精要，谋海洋研究所。杏佛与予，并韪其议，商诸若愚及科学社，众意佥同，遂设筹备委员会，推若愚右沧春舫常务委员。”

青岛市观象台1931年的《筹备青岛水族馆之经过》，同样记录了蒋丙然和宋春舫在水族馆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民国十九年夏，中国科学社莅青开会时，会员蒋丙然宋春舫向蔡元培李煜瀛诸先生建议创办青岛海洋研究所，当经决议成立筹备委员会，即推定胡若愚蒋丙然宋春舫三君为常务委员，并决议以建设青岛水族馆为第一步工作”。

在建设青岛水族馆的基础上，1935年宋春舫与从国外学成回青的朱祖佑、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张玺等商议，计划进一步推动海洋研究。他联络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教育部、经济部、国立山东大学和青岛市政府等机构，再次提出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决定先在青岛水族馆东侧建设海滨生物研究站，配备专人从事研究，同时接纳国内外各大学和学术机构人员来青岛从事海洋考察。宋春舫的设想后来部分地得到了实现，这其中包括于1937年夏建成的生物研究站。但七七事变爆发后，海洋研究所的各项筹备陷于停顿。1938年1月青岛观象台和水族馆沦陷于日本人之手，而这时，宋春舫也一病不起了。

人去故交多凄惘

1938年11月，宋春舫病故，终年46岁。逝世前，其在尚未出版的遗著第四集序言里说：“予治戏曲，二十余年矣，中间大病数四，百事俱废，独此恋恋不忍舍，好之深故为之勤也。”宋春舫病故后，一位不曾相识的戏剧人喟然叹息：“突然聆到宋春舫先生在青岛逝世的消息，在家国多难兴如斯环境中，听到一位先进同道的死耗，心里会起一种异样的凄惘之感。”

1940年宋春舫逝世两周年，9月10日在上海出版的《剧场艺术》杂志以专号形式追思宋春舫，作家于伶呼吁宋春舫的家属从速整理《褐木庐戏剧藏书》，“让戏剧爱好者公开借阅”。

在同一期的《剧场艺术》中，已从翻译转入戏曲研究的学者赵景深，也对宋春舫戏剧藏书的处理，表示出了关注。他提出的建议是：“宋先生的遗书最好能由宋寄利用，继续先人未竟之业。(例如改译腊比虚全集)否则不妨像梁任公遗书一样，全部捐给中央图书馆，特辟专室;或者像伍光建捐给复旦大学那样，捐给一个最适宜的大学图书馆，让别的人继续下去，耕耘宋先生未垦过的园地。”

宋春舫的青岛，不是雨，也不是云。宋春舫自己却是雨，也是云。雨和云，质同形不同，都形态不定，无力自我掌控。雨似乎已落地，却仍不能定，不知未来。云则不知落处。

褐木庐藏书去向

实质上，在宋春舫病故前，褐木庐藏书的一部分，已随主人搬移回北京。据宋淇说法，宋春舫把褐木庐七千余册藏书中的外文戏剧藏书，带到北大的一间房子。他以为会住很长一段时间，便在北大里面盖了一栋房子。

宋春舫逝世后，这批外文书留在北京，而宋淇当时安家上海，条件并不允许把数千本书运过去，即使运到了，也不知道放在哪里。

宋家有一个叫温之章的亲戚，是宋淇的表兄，称宋春舫为“代父”，负责打理宋家事务。他曾写过一份信给宋淇，谈及褐木庐这批书的去向。大意是说，宋春舫生前在北京有协议，将来要将这批书全部捐出。宋以朗认为，这封信对追查褐木庐藏书的下落非常有用。根据一些线索推断，这批书最后捐给了燕京大学。

根据宋以朗的叙述，宋春舫次子宋希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褐木庐其他藏书的去向：上海解放后，母亲即询问如何处置，当时曾有私人图书馆向家中接洽。我们认为此理应为国家财产，唯有国家方有能力加以保存并继续添购，实非私人能力所及，故即去信主张将全批藏书捐献人民政府。母亲回信云曾向负责机关转呈此意。当时承当局照顾并指示云：“可捐献三对象为：北京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国立剧专，由遗族决定。”我们等人认为父亲在世时与北京图书馆曾有口头承诺，故应秉承遗志捐献北京图书馆，其后母亲照办。

至此，宋春舫与青岛汇泉褐木庐的故事，逐渐烟消云散。80年后，人们徘徊在已经面目全非的宋春舫故居前面，很难想象一个学贯中西者的气定神闲，也很难想象那些戏剧性的想入非非。一切都寂然无声，像不曾发生过一样。看着渐行渐远的一代学人宋春舫的寂寞背影，想起来，还是云归云、雨归雨罢。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斑驳的历史现场，福山支路6号褐木庐昙花一现的存在史，显现出20世纪早期的青岛，在以宋春舫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深刻参与下，在向文明与学术高地持续攀爬的过程中，所担负的文化复兴责任，所经历的曲折与收获。这番宿命般的聚集所呈现出的国际视野与历史深度，开拓性与开放性，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坚韧，命运多舛的悲剧性困惑，在今天依然充满了传奇性元素。在这其中，宋春舫一辈不间断的探索精神与独立思考意识，令人记忆犹新。

（本文作者：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