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是山大首任校长 他还创办了青岛华新纱厂

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周学熙被软禁 。袁世凯倒台后，周学熙才重获自由。此后，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营建起一个庞大的“周氏企业集团”，逐渐形成了中国南北两个经济重镇：上海和天津。周学熙也被誉为“中国水泥之父”、北方近代工业的奠基人。值得一提的是，周学熙曾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这是国棉九厂的前身。周学熙为青岛棉纺织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两次出任财政总长

周学熙曾两次出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做出了不少开创性的贡献。为使国库充裕，周学熙大胆地进行了多项改革 。

1912年，袁世凯刚当上民国大总统不久，就委任周学熙出任财政总长。在任上，周学熙最大的贡献是实行分税制，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在各省建立国税厅。他首先指出当时税制紊乱的三个原因：一是穷者纳税繁重，二是富者不纳税，三是地方截留税收。他采取了集主要税源统归中央的办法：把大部分财权收归国家，建立新的财政管理体制，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区分国家税和地方税。为落实中央与地方依标准分权收税的规定，他在各省设国税厅，分属财政部，以综理国家税收。随着中央权威的增长，民国二年国库收入增多了。

据《周学熙：巨擘善舞兴家国》称，1915年3月，周学熙第二次就任财政总长，袁世凯企图称帝，他坚决不与其附和，拒拨帝制活动经费，被软禁于北海。直到袁世凯倒台，他才重获自由。此后，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营建起一个庞大的周氏企业集团，他亲自创办的企业就有北京自来水有限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大苑实业银行、天津华新纱厂、兴华棉业公司、跃华玻璃公司、唐山启新机器厂、滦州矿地公司、江南水泥公司等，吸引了北洋军阀争相投资天津，逐渐形成了中国南北两个经济重镇：上海和天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工业产业格局的形成。

周学熙也被誉为“中国水泥之父”、北方近代工业的奠基人，并与南方实业家张謇一起被时人称为“南张北周”。周氏企业集团资本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

第二次任财政总长期间，周学熙发现，由于欧美国家忙于一战，一向大量进口的棉纱、棉布锐减，导致价格飞涨，纱厂的利润倍增，于是周学熙有了办纱厂的主意。可是创办纱厂历尽波折，直到1919年1月，天津华新纱厂才正式生产。由于纱厂利润高，华新公司又在青岛、唐山、卫辉陆续建立了3个纱厂。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华新纱厂，周学熙之所以在青岛设厂跟他的一次崂山旅游有关。

辛亥革命爆发，逊清遗老纷纷避居青岛，周馥便是其中的一员。1912年，周馥携家带口来到青岛，住进了湖南路与蒙阴路路口的一所大宅子里，作为第四子，孝顺的周学熙随同侍养。据1937年《青岛华新纱厂特刊》中有关华新纱厂的历史记载，有一次周学熙到崂山郊外旅游时，“见居民面多菜色，衣不蔽体，惄(ni)焉悯之”。于是，周学熙就召集亲友，决定创办“华新实业公司”，买沧口德人缫丝厂旧址。利用袁世凯的关系，借公款，周学熙准备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英国爱色利斯纱机。然而，纱厂生不逢时，契约刚签好，一战爆发，青岛成为日德战争的战场，周家仓皇迁到天津，厂房成为英国招募华工的根据地。

1919年，周学熙聘请了英国律师甘博士迭经交涉，青岛华新纱厂才重新回归。可此时的青岛被日本人占领，重启过程中，日本人为让日资内外棉纱厂占得先机，百般阻扰，致使华新纱厂1919年方得出纱。

青岛华新纱厂的经营颇为坎坷。众所周知，日商为了霸占青岛的纺织业，自然会用尽各种手段排挤华新纱厂，这最终导致华新纱厂走进低谷。为了摆脱困境，周学熙一度将工厂交给他的儿子周志俊主持。周志俊上任后，考虑到纺纱难以续存的情况，进行六项改革，他有留洋的经历，就对工厂用西方的管理方式。但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想要振兴民族企业又谈何容易?据周志俊回忆，华新纱厂在青岛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当时日本人有意捣乱，招来崂山土匪孙百万、马文龙入驻市内，并绑架商会会长隋石卿”，周志俊称，当时他住在厂内“每夜均闻枪声，一夕数惊。”除此之外，由于军阀混战，青岛市政的主持者也是几易其人，频繁地迎来送往同样让华新不堪重负。

青岛华新纱厂的最终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九·一八事变”结束后，华新纱厂的股线在东北三省市场跌落，周志俊非常惊慌，不得已只能借钱买布机，开办了织布厂。日本在青岛登陆后，强迫周志俊卖厂，其实周已经把厂子转给美国人了，但日本人不甘心，他们扣押了周志俊的外甥作为恫吓的手段，反反复复之下，整个厂子以196万日元的低价卖给了日本人。”自此之后，青岛第一个民族纱厂成了日本人的资产。直到抗战胜利，华新纱厂才被赎回。解放后，华新纱厂发展成为青岛国棉九厂，继续书写着一座城市的纺织盛事。

周学熙在青岛还热心公益事业，曾常年捐资助教。据《胶澳志·教育志》记载：“礼贤中学始于光绪二十七年由瑞士同善会创设……经常费年约三千余元，大部分由亚细亚新教会同善会捐助。德日宣战因而辍学，翌年恢复开校授课，而经济日困，学生亦不如前之踊跃。八年皖绅周学熙捐助常年校款，兼设甲种商业班，至十二年，周氏岁捐中止。”此举令人所称。

曹禺受周公馆启发写出《雷雨》

周学熙虽然大力发展实业，可在晚年却淡出了商界，关于他隐居的原因，曾有这样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有一次，启新公司股东开会，身为大股东之一的袁世凯家族也派人参加。会上，周学熙与袁家八公子意见不合，对方竟然掏出手枪来拍了桌子，而这个人还是自己的妹夫。这件事让周学熙很受伤，不久他就宣告引退，不再过问北洋实业的事务了。

退隐后，周学熙一直住在天津孟庄三多里的周公馆。周公馆始建于1915年，紧靠墙子河岸边，约10亩余，是一组极能体现房主人风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苏莉鹏在《澳门路3号周学熙旧居：闭门耕读度晚年》一文中介绍，在周公馆里，周学熙过着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日子。他不必整日在这里冥思苦想，思考怎样发展企业;也不必费神烦忧外面政局的混乱。在周公馆里，他闭门念佛，吟诗作乐，过得好不惬意。而在外边，这座周公馆却在不经意间因曹禺的一部话剧而令人产生了很多联想。

1935年8月，在天津师范学校的礼堂里，首演了一部名叫《雷雨》的话剧。这部话剧一上演，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个发生在周公馆的故事，立刻让天津市民联想到了当时在天津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的周学熙。但曹禺说，他家虽与周家是世交，但《雷雨》的故事与周家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了他们的那座大房子而已。

作为周氏家族代表人物的周学熙，晚年对后代子孙的教育更加重视。最著名的，是他去世前前写下了一首示儿诗：“祖宗积德远功名，我被功名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继家声”。

周志俊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一架

周氏家族此后近百年的命运，正是按照周学熙临终的设想发展的——“闭门耕读继家声”。周学熙的子侄辈、孙子辈出了大量的有学问的人，几乎可以开一所大学。

周学熙有3个儿子。长子周志辅，1918年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后任青岛华新纱厂董事长等职。

次子周志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生，1912年随祖父周馥和父亲周学熙一起迁居青岛。他主要致力于周氏企业集团中的棉纺织业，长期主持青岛华新纱厂的生产，并在堂兄周达的长子、电气工程师周震良的协助下，将该厂建成了一个以电气动力为标志的现代机器大工业。

抗战爆发后，周志俊将青岛华新纱厂的机械设备移到上海，并陆续在上海创办了纺织、印染、机器三厂等，使他在上海企业界建立了声誉。因其支援抗战，遭到日本宪兵和汪伪特务组织的敌视和暗算，屡历险境。解放后，周志俊曾任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1950年，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一架，这是周志俊的又一大手笔，成为一段佳话。

三子周叔迦，是著名的佛学家。早年他隐居青岛，潜研佛学。1930年至北京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佛学，著有《中国佛教史》。我国著名的红学家、文史学家周绍良就是周叔迦的长子。

周氏家族为后人所称道的，还有中国古籍收藏家、文物鉴藏家周叔弢 ，历史学家周一良，数学家周炜良等等。有人这样为周氏家族总结：第一代人做官;第二代人亦官亦商;第三代人经商兼做学问;第四代人因时代之局限，多以收藏度日;第五、六代几乎全是大学问家，真正实现了中国人“家学渊源”“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

虽非出青岛，然与青岛渊源深厚，这就是周氏家族。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