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是山大首任校长 他还创办了青岛华新纱厂

周馥之后，周家代代有能人，最有名的要数第二代的周学熙。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南张北周”之称。“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北方的周学熙。周学熙曾经两次出任民国财政总长，但他最终选择了退出政界，全身心地投向实业。周氏企业集团资本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周学熙。

他为啥放弃仕途

周学熙(1866年～1947年)，字缉之，号止庵，安徽至德(今东至)人，他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周馥。

周馥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左膀右臂，被称为“李鸿章的大管家”。周馥跟随李鸿章办洋务，周学熙从小耳濡目染，对“洋务”特别上心。

周馥共有六子三女，周学熙排名老四。除第三子夭折外，其余五子均各展才学，另辟新路。周馥自己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因此，特别渴望儿孙金榜题名。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孩子的学习要求很严格。

清光绪六年(1880年)，15岁的周学熙独自一人，肩背书籍行囊，翻山越岭，徒步到池州府去应童子试。16岁，他赴省城参加科考，轻易取得了科举资格。这让周学熙踌躇满志，以为青云直上指日可待。不料天意弄人，此后，周学熙竟然连续5次落榜，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第6次应试后，才递补为顺天乡试第18名举人。

更大的难处还在后面。1894年，周学熙第一次参加会试，虽然考中，但“仍以额满见遗”。第二年，周学熙会试再次高中，却被心存偏见的主考以“书经题文有两句引用《说文》”为由，从榜上除名。

周学熙科场为何如此不顺呢?当时的主考认为周学熙是“甲午败将之子”。

原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李鸿章是幕后主帅，无论胜败，他都得负责任。当时，李鸿章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周馥是李鸿章的“大管家”，自然也就成了战败的“罪魁祸首”。周学熙是周馥之子，主考因此心存敌意，两次借故将他除名。

两次会试皆遭遗弃，这让周学熙大失所望，以至于对科举完全失去了兴趣。1895年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这些话就像拨开了迷雾，让周学熙心头一亮，看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位29岁的官宦子弟下定了“放弃仕途、实业报国”的决心。

王庆云在《周学熙 漫漫寻梦路》一文中说，周学熙经过深思熟虑后对父亲周馥说：“这些年来，在科场遭到的坎坷风霜使我对‘入词林’绝了念头——纵然得中了进士，又当如何?目下中国缺少的不是进士，缺的是干实事的人。我打算用分家所得的银两，弃举业而改习实业，另走一条富民之路。这样于国于家都有好处。”周馥是个老洋务派，对儿子的选择自然表示支持。

时过不久，周馥为周学熙捐了个候补郎中的职官，并推荐他到儿女亲家张翼主管的开平矿务局谋了个监察、督办的差事。从此，周学熙投身实业。

他是山东大学首任校长

开平矿务局监察是周学熙投身实业的第一份差事，应该说他干得不错，可义和团运动打断了他的职业生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造反时，英军以信鸽通敌为由逮捕了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目的是骗夺开平煤矿。

在英军的威胁欺骗下，怕死的张翼竟然监守自盗，将开平煤矿私自盗卖。张翼还拉着周学熙，让已升任总办的他也在卖约上签字。不愿同流合污的周学熙岂肯签字，他实在无法与这位无耻亲家再共事下去，愤然辞职南下。

正所谓祸福相依，这次的失败反而为周学熙今后搞实业铺就光明前程，因为他随后就认识了一个贵人——袁世凯。

周学熙南下后，周馥把他推荐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觉得周学熙是个好苗子，就把他引荐给了亲信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在山东担任巡抚，正在推行教育改革，废除科考，提倡“实学”。李鸿章是袁世凯的上司，周馥是袁世凯的故交，袁世凯对周学熙自然不敢怠慢，就委派周学熙筹办山东大学堂。

山东大学堂是山东大学的前身，是继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1901年10月，山东大学堂在济南创办，周学熙出任管理总办，也就是首任校长。他按照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大力整肃校风，订立办学章程，当时的山东大学堂还不能男女同校，教学内容亦以“四书五经”为主。周学熙编印《中学正宗》以正“中学根本”，要求学生打躬作揖，如遇祭孔等大典则行跪拜礼。与当时的私塾相比，山东大学堂的教育理念已经有质的飞跃，具备了近代正规学校的体制和规模。

据曹辉、曾科所撰《安徽周氏：家学渊源 代有人出》一文记载，当时光绪皇帝只是发布了各地书院改办新式学堂的上谕，但具体如何改，并无先例。山东大学堂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操作的模式。1901年，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周学熙制定的《山东大学堂办学章程》转发各省，要求参照办理。在清末“新政”期间的倡办学堂风潮中，山东大学堂起到了模范和指导作用，影响极大。

因为这一贡献，周学熙在创办实业之前，已经在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洋集团的大管家

周学熙管理山东大学堂成绩卓著，为袁世凯争得了脸面，袁高兴地称赞他是“当代奇才”。但袁世凯当时还没认识到周学熙可以搞实业。

1901年，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喜洋洋地从山东移师北上。可此时的天津，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不仅乱民遍地，而且穷得一塌糊涂，市面现银奇缺，连府库也分文没有。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整顿金融，这件事不解决，袁世凯这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没法干下去。

没有资金就没法练兵，正在袁世凯抓耳挠腮时，周学熙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胡冰在《大商传奇》一书中写道，周学熙建议袁世凯以官方名义成立一个银元局，“自己铸钱，自己发行，不仅可以平抑银元贴水，压低物价，稳定市场，还能赚不少钱呢!”

周学熙的建议得到了袁世凯的肯定，马上任命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周学熙上任后，马上四处勘察，利用一座废墟的寺庙，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由于式样新颖，便于携带，加之官方强力推行，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不断扩大，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打击了投机奸商。

北洋银元局的成功建立，让袁世凯看到了周学熙搞实业的潜质。于是，他派遣周学熙去日本考察。这趟日本之旅，让周学熙眼界大开，尤其是日本的教育体制和金融体制的确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40多天考察的所见所闻，写成《东游日记》，第一次完整形成了“振工兴商，富民强国”的观点。考察回来后，周学熙积极筹建直隶工艺局，扶持民族资本投资各类实业，从而开创了华北工业的先河。在此基础上，他建议以北洋银元局为基础，吸收社会游资，创建直隶官银号，实际上就是一家北洋银行。这样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局、直隶官银号互为支撑，三位一体，形成支撑北洋集团的核心金融架构。

最为担心的财政问题能被周学熙圆满解决，袁世凯极为满意，他再也不用三天两头求人告贷了。自此，周学熙成为袁世凯心目中最得力的“金融专家”，担当起北洋集团的大管家。周学熙一生能官、商两道通吃，根本原因在于深受袁世凯赏识，并和他结为坚定的利益共同体。袁世凯和周学熙紧密结合，有枪有钱，成为北洋集团的核心所在。

三件事令人刮目相看

周学熙搞金融，帮袁世凯解决了财政难题。可金融毕竟是以钱生钱，怎样才能既赚钱又提升国力呢?那就是搞实业。

周学熙搞实业离不开袁世凯的支持。据《大商传奇》记载，此后，周学熙慢慢摸出门道，在实业领域做出了三件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大事：

第一件是坚持“以滦促开”，维护了开平煤矿的主权。前文说了，英国人骗夺了开平煤矿。眼看开平矿权追回无望，袁世凯咽不下这口气，就授命周学熙在开平盆地另开一个滦州煤矿，与开平煤矿公开竞争，争取以滦收开。于是，近代经济史上著名的“开滦争夺战”就此拉开帷幕。经过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后，开滦双方两败俱伤，于是英国商人改变了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1911年11月，开平、滦州达成协议，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开平煤矿的主权。

第二件是，重振唐山细棉土厂，集股创办启新洋灰(水泥)公司，成功地进行了合股办企业的尝试。1906年8月，原本被英国人把持的唐山细棉土厂回到了中国人手中，袁世凯让周学熙负责经营。起初，细棉土厂是官办的，1907年7月，为避免因官场变化而发生的产权风险，周学熙立即向社会招收商股100万银元，将官银号原定10年的优厚借款悉数还清。自此，唐山细棉土厂成为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9月，更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袁世凯与周学熙家族都是大股东。

第三件是，吸收外商资金、技术，与比利时合办耀华玻璃厂，开中外合资办企业的先河，为后来的民族工业发展，树立了坐标，指明了方向。当时国内玻璃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玻璃基本全靠进口。耀华玻璃于1922年3月成立，股本定为120万元，中比各半。比方用专利权作为股本，中方的60万元由滦矿新事业基金拨付。这种以购买专利的方式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方式，算得上是周学熙的另一项创举。特约撰稿 田野[来源：城市信报 编辑：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