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原名张宗可 其子张子石曾是青岛二中校长

我们在上文说过，张若獬嗣子张应建迁至胶县大台村居住，张应建便成为大台张姓始迁祖 。张家逐渐成为当地闻名的大地主，家大业大，有钱有势。

张宗可(即康生)便是张应建的后裔 ，为曹汶张氏之二十四世孙。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康生和他儿子张子石的故事。

康生的家世

1898年冬，胶县大台村张发祥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张旺，寓意人丁兴旺。这个张旺就是后来的阴谋家康生。

据《胶州百家姓》记载，康生的曾祖父张鸿仪，是个贡生。祖父有兄弟两人，兄叫张葆先，弟叫张葆元 ，即康生的祖父。康生的父辈，兄弟三人。老大叫张呈祥，是个廪生，堂号“北树德堂”，他是康生的伯父;老二张发祥，秀才出身，堂号“南树德堂”，他是康生的父亲 ;老三张其祥，堂号“宝善堂”，他是康生的叔父。

张家原有六七千亩地，除少量留下种菜外，其余都租给佃户，每年收地租几十万斤，这在清末民初的胶州是首屈一指的富户。到了康生父亲张发祥这代，一家分为几股。张发祥家仍然有近2000亩地，房屋几十间。

张旺从小聪明伶俐，却是个被家人惯坏的孩子。我们通过《康生外传》一书，看看他小时候是怎么过的吧：转眼四少爷张旺就八岁了，他像一匹野马似的，只知道贪玩。张发祥为了管住张旺，特意请来一位私塾先生教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课程，让他学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类，一直念到了13岁。辛亥革命爆发后 ，胶县县城办起了“洋学堂”，一些开明士绅，纷纷把子女送去读书，学点新知识。张发祥却不屑一顾地说：“我孩子不学那些洋玩意儿，那是离经叛道，违背老祖宗的东西。”就这样，张发祥在张旺念完私塾后，宁肯让他闲散在家，也不愿送他去洋学堂。不仅如此，别人都剪了辫子换上新式服装，张旺却仍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疙瘩帽，后脑勺上还拖着一根又长又大的辫子。手里拉着板胡，嘴里吹着微子，同拜把子兄弟，喝酒、赌傅，吹拉弹唱，甚而打架斗殴，闹得鸡犬不宁，四邻不安。

无奈，张发祥决定把张旺关起来，好好管教管教。可此时的张旺不仅脑子灵，点子多，还有一群为他通风报信、出谋划策的把兄弟。单靠关起来，是无法让他收敛野性的。最后，在把兄弟陈舜庭的帮助下，张旺跟父亲达成协议，放他出去，继续读书。

全家搬到诸城

1914年，张旺改名张宗可，去了青岛礼贤中学(青岛九中前身)读书。礼贤中学是1900年由德国牧师卫礼贤创办的，起初叫礼贤书院，后来改称礼贤中学。在这个学堂，张宗可的感触如何呢?仲侃在《康生评传》中这样说：“张宗可进校后 ，入的是德语班。他在这里学了德语，接受了德国人的训练。他通过礼贤中学的栽培，野性有所收敛。他在谈到自己在礼贤中学的情况时，津津乐道地说：‘我在青岛曾结识过宣统皇帝的老师陆润庠、山东状元王寿彭、曹鸿勋等清末民初的遗老遗少’。其实，这些人未必认识张宗可，但是从他兴致勃勃的回忆来看，他当时对这些人确实寄于了无限的崇拜和敬仰。”

经过礼贤中学的培养，张宗可确实学到了在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这里除了孔孟之道以外，还有奴化之道，这正是礼贤中学要学生们日浸月染的。这一点，尽管张宗可从不向人宣扬，可是，他的处世做人之道，确实混杂着中西奸诈之术，这不能不说是他在礼贤中学的一大收获。

1917年夏，19岁的纨绔子弟张宗可，从礼贤中学毕业了。他本想找一份自己想要的工作，可是政界、军界都进不去。无奈，只好打道回府了。不久，张宗可遇到了一件使他丧魂失魄的事，让他第二次改名。还是看看《康生外传》中的介绍吧：

“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几个土匪突然翻墙跳进张家。‘都给我滚起来!’持枪土匪双目瞪得溜圆，杀气腾腾地吼叫着。顿时，张家老少慌作一团。张宗可的哥哥，见势不妙，撒腿便向外跑，只听‘叭’的一声枪响，人应声倒在血泊里，当场被打死。土匪翻箱倒柜，把张家折腾得底朝天。全家人吓得魂飞天外，惶惶不可终日，一天也不能待下去了!张宗可对父亲说：‘快搬家吧!’”

随后，张家搬到了诸城县城。张家又成为诸城的名门望族，与臧、王、孟家并称为“四大家族”。

到了诸城，张宗可即改名为张裕先。1918年，张裕先进了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毕业后来到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书，后来当校长。1924年7月，张裕先离开诸城，到上海大学读书，又改名张耘。1925年初，张耘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这个在胶州长大，从诸城走出的，后来又改名康生的张耘，开始了他的政治投机和人生的显赫。

三次政治投机

政界中的康生，无人不知。《学习时报》2016年7月25日第6版《政治变色龙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一文提到：“在中共历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人物。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革’期间的历次政治纠纷和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反而步步高升，从江苏省一个区的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政治逆袭之术，概由于他工于心计，善于见风转向，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变色龙’。康生的发迹，与他的三次政治投机密不可分。”作者易虹在文中说，康生的第一次政治投机是追随李立三，第二次政治投机是投靠王明，第三次政治投机就是不遗余力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1966年“文革”爆发后 ，康生格外兴奋，感到如鱼得水。所谓“揪叛徒”之风，可以说是康生一手制造的。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曾长期与康生打交道，他在《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中说：“康生爱整人，他开了一堆名单，把这些人害得很惨。康生是个两面派，他虽然凶恶，但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打击一切的姿态，才能上升。康生没有书呆子味道，他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他几乎无所不通，尤其是中国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字写得好，章刻得好，画也画得好，但一辈子深藏不露，绝不表现。”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使他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政治地位步步高升。1966年8月，康生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4月，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8月，康生首次当选为中央副主席，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死于北京。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康生骨灰从八宝山公墓迁出，此后去向不明。

康生的儿子张子石

从礼贤中学毕业后，康生回过青岛吗?在现存资料中查不到任何记载，但有件事确实跟他脱不了干系，这就是“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丁龙嘉在《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一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文革”初期，在张春桥、姚文元同上海造反派策划夺权之时，中央文革小组通过电话要求王效禹领导夺青岛市的党政大权。王效禹是青岛市副市长，康生当年在山东搞土改时，王效禹是他手下的土改队员。

在策划夺权的过程中，王效禹与三大院校部分造反师生产生了分歧。王效禹主张以工人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学生造反组织夺权，后者主张以学生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工人造反组织夺权。分歧导致了分裂，使原本筹划的全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出现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王效禹派张子石赴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夺权的筹备情况。1967年1月19日深夜，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张子石，王力和关锋也在座。三人均表示，以王效禹为核心，夺取青岛市的权。康生对张子石说：“你们青岛有个王效禹，夺权的条件比上海更成熟。”有了康生等人的支持，1月22日，在王效禹的组织下，青岛23个造反组织夺取了青岛市委、市政府的一切权力。

整个事件中出现了一个人物张子石，需要说明的是，他是康生的儿子。1915年，17岁的康生娶原胶南陈家庄的陈宜为妻，后来生一子一女。女儿叫张玉瑛，在青岛烟厂当工人;儿子叫张玉珉，又名张子石。江敏在《青岛大院故事》中介绍说：“‘教师大院’位于升平路13号(现为59号)，它是一座由5幢日式建筑组成的楼院，其中一座原日本小学校长住过的小楼人称‘校长楼’。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校长楼’的主人又换成了青岛三中校长陈逖，他住楼上，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张子石住楼下大客厅。张子石是康生的儿子，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外表给人的感觉是温和儒雅。”后来，张子石升任青岛二中校长、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再后来被调派去杭州教育局任职，直至1977年8月5日升任为杭州市委第一书记。1979年2月，张子石被撤职。

城市信报记者 宫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