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大儒庸谭是青岛人 没有他就没有《孟子》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批学者对文化的传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广为人知的一位是东汉才女蔡文姬。蔡文姬归汉后，凭自己超强的记忆力，把父亲蔡邕散佚的四千余卷书中的四百篇默写出来，一时传为佳话。

说起来 ，青岛历史上也有这样一位大学者，他在文化领域所起的作用比蔡文姬还要大。我们读的《尚书》、《论语》和《孟子》，如果没有他的传承，恐怕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他的名字叫庸谭。

庸谭一生都没有入仕，一门心思从事学术研究。因为为人低调，一般人可能对他知之甚少。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这位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儒。

他是古文《尚书》的正宗传授人

庸谭(生卒年月不详)，西汉胶东国(辖域包括今胶州)人。庸谭从青年时代便研究经学 ，从青年到中年这段时间，曾到外地寻求“真经”。晚年，贫困潦倒，在胶州老家度过人生最后时光。庸谭，被称作“胶东庸生(“生”是尊称)”、“胶东大儒”。对于庸谭的一生，历史资料中记载并不多，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是，他大概生活于汉宣帝时期，即公元前74年到公元前49年，对古文经学的传承起了重大作用。

何谓古文经学?那是区别于今文经学的一门学问。要想知道这二者的区别，我们就有必要说说汉初的学术环境。原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规定，天底下有敢私藏《诗经》、《尚书》和百家文献的，都应该到守尉那里烧掉它。如此严苛法令，这就使得先秦的儒家典籍，大多毁于火烬，失于流散。汉初，《尚书》等儒家典籍都是秦朝老儒口授下来的，笔录的文字用的是当时流行的隶书。

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即位，这时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在壁中也发现了《尚书》，但是这本《尚书》是用古籀文写的，而且内容比秦朝老儒所授还多出16篇。人们为区别这两种《尚书》，便将隶书书写的称为“今文经”，古籀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研习前者即为今文经学，研习后者即为古文经学。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不仅所用《尚书》的书写文字、篇数不同，而且对孔子的评价、对经书的认识、对经书的研究方法等也大相其异，但他们都自视正宗，独立传承，互相指责，由此埋下了以后一千余年两派争论不休的导火索。

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间的利弊，我们不做探讨。我们要说的是它的传承。因为当时朝廷大力提倡今文经学，所以研究古文经学的人少之又少，而庸谭就是其中的一个。第一位整理古文《尚书》的是孔子后裔、时任博士(汉代太学的教师)孔安国，他将古文改写为隶书，并为之作“传”，成为“尚书古文学”的开创者。司马迁曾向他求教，在《史记》里引用的《尚书》原文都取自“古文”。

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可见，庸谭是古文《尚书》的正宗传授人。

发展到后来，古文经学终于成为一门显学，直到近代，依然有大批学者不断研究探索。可以说，如果没有庸谭的传承，就不会有古文经学后来的发展。

传承《齐论语》，口述复制《孟子》

除了对古文经学的传授起了重大作用之外，对于儒家典籍的流传，庸谭也助力颇多。这里我们简单说两本书——《论语》和《孟子》。

《论语》和《孟子》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位列《四书》之中，在古代是读书人的必看之书。说来也奇怪，汉朝初年的《论语》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很不一样，当时的《论语》分成《鲁论语》、《齐论语》两个流派。《鲁论语》为20篇，主要在鲁国流传;《齐论语》分为22篇，主要在齐国流传。《齐论语》比《鲁论语》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庸谭正是《齐论语》的传人之一，胶州市博物馆文史研究室主任郑文光在《庸生》一文中称，庸谭跟王吉、宋畸、王卿、贡禹、五鹿充宗是同学，他们都是传习《齐论语》的大师。

庸谭的弟子张禹，先学了他传授的《齐论语》，后来又讲习《鲁论语》，他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而篇目沿袭《鲁论语》，称《张侯论》。张禹为汉成帝的师傅，地位尊贵，因而他的本子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采用《张侯论》。东汉末年，著名经学家郑玄又参考《张侯论》，结合另一派的《古论语》，编定了今《论语》，并加以注释，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不夸张地说，没有庸谭，就没有今天的《论语》。

至于《孟子》一书，庸谭做出的贡献就更大了。今人读《孟子》，无不为其洒脱的文风，深奥的道理所折服，殊不知这样一本儒家经典差点面临失传的命运。秦朝时期，秦始皇“焚书坑儒”，到了汉朝，《孟子》的正本已经找不到了。出于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和执着的追求 ，庸谭决心凭记忆将《孟子》默写整理出来。在当时，资料缺乏，文化落后，能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谈何容易?于是，庸谭迁居胶州砚水湖畔闭门谢客，著书立说。后来妻子死了，家境也败了，他便和女儿一起成年累月在砚水湖前的草庐里写作。再后来，庸谭不幸双目失明，他就口述由女儿执笔，终于在他70岁的时候，完成了《孟子》的“复制”工作。

庸谭和胶州砚水湖

说了这么多庸谭的功绩，可关于他个人的情况后人知之甚少。因为庸谭一生都不做官，只是潜心研究学问，生前几乎没留下任何故事。也许是民间对他太过崇敬，围绕着他的居住地，流传下不少传说。

庸谭，祖籍胶州，人生多半时间在胶州度过。我们就着重说一下胶州的庸生古迹。

胶东国西南部边境，即现在胶州市北关街道办事处的砚里庄、庸村一带，据说是庸谭生前的居住地。砚里庄相传为庸谭著书洗砚处，古有祠而今废。而庸谭洗砚的泉水就是今砚里庄村北的砚水湖。青岛文史专家姜茂森在《“胶东大儒”庸谭》中说，昔日与庸谭朝夕相处的砚水湖，鱼群成片，他在世时，贫困潦倒，即使揭不开锅，也不准家人捕鱼。庸谭胸中读书万卷，但他从来不目空一切，对家乡人十分谦卑，深受百姓爱戴。庸谭去世后，他的名声才被世人所知，汉初文化复兴，砚水湖成为庸谭代名词，“胶东大儒”渐渐由人变成了神，连砚水湖也跟着神圣起来。胶州知州冯云鸳有诗云：“牛马到此不敢饮，士人谓君有神灵。”每逢大旱，乡亲都会聚于庸生祠前祈雨。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乾隆皇帝慕名来到砚水湖，砚水湖留下的庸谭文化遗迹让他感叹不已，临别时下圣旨，命知州张玉树重修庸生祠，预备再访，庸生祠被扩大规模重建，也奠定了庸谭的历史地位。光绪十九年(1893年)，庸生祠又得到重修，胶州知州宋森荫为此撰写《庸生祠碑文》。

还有一些文化名人特意到砚水湖旁居住，以感受庸谭的生活气息。明清年间，胶州大户众多，人才辈出。曾在兵马司任职的赵完壁，按察御使匡翼文，山东巡抚胡缵宗，兵部尚书刘应节，礼部尚书董其昌，监察御使、江南九省巡漕、浙江巡按匡兆兰，历任靖海县令、怀庆府同知的法寰，礼部道台张若麒，著名的书画家高凤翰等，每来胶州探亲访友，必至砚水湖逗留祭祀，切磋学问。

这里面最著名的要数高凤翰。高凤翰是“扬州八怪”之一、庸谭的同乡，他对庸谭推崇备至。高凤翰曾来到砚里庄一带，瞻仰庸谭的墓地 ，感慨万千地为他赋诗一首：“汉家遗冢庸生碣，千年抔土余蚁垤。我来经行古墓门，下马再拜独呜咽……”后来，高凤翰干脆在砚水湖畔扎了草庐，还留诗一首：“肃穆临野水，苍茫落照前。何年辞旧侣?此日贮荒烟。月黑魂应到，云沉墨未干，萧萧蒲叶冷，底事亦情牵?”为砚水湖留下一段佳话。

神仙路的传说

在砚水湖的西边，有一条宽约一米，南北走向笔直的人行道，名“庸生古道”，又称“神仙路”，为永乐“胶州八景”之一。自然，此路也跟庸谭有关。

庸谭在砚水湖畔结庐为居，默写整理《孟子》，这期间谢俗客不谢骚客。在草庐不远处，有一个计斤庵，张禹年轻时就住在这里，他早就听闻庸谭大名，拜庸谭为师，学《齐论语》。张禹不仅记忆力特好，也很有悟性，庸谭草庐的门就永远为张禹打开，两人在一起经常切磋到半夜。张禹要回家时，庸谭总是携手相送，依依不舍。等张禹到了计斤庵，又觉庸谭一人走路不放心，坚持将老师送回草庐。有时候来回相送，直到明天，就这样，两人走来送去，就走出了一条小路。

传说庸谭和张禹的深厚情谊感动了玉皇大帝，下了一道圣旨，不准在他俩来回的路上下雾下霜。从此，这条从砚水湖通往计斤庵的道上再也不见云雾和冰霜，被后人称为“神仙路”，庸谭被人们尊崇为神仙。就在今天的胶州，人们还时常谈论着庸谭与张禹深厚的友谊，从砚水湖通往计斤庵的道上至今也不见云雾和冰霜，成为当地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庸谭死后，民间流传两处给他修建的祠堂，一处在平度，一处在胶州。据康熙《平度州志》记载，平度东北乡的青山山麓有庸生庙。又据《胶州志》，胶州城北也有庸生庙，还有庸生墓，并有庸姓村。

名传天下的庸生祠，几经世事变迁，如今塑像、墓穴都不复存在，只剩下断垣残壁，几段石碑依稀追忆昔日辉煌。庸谭的后人是否还在胶州呢?据传胶州砚里庄和南庸村里的贤姓，就是庸谭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