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这样一批特殊的人物。他们早年拥护革命,正义凛然,但在面对大是大非问题的时候 ,经不起检验,成了历史罪人。这批人因其个人的表现前后反差过大 ,常能引起后人的兴趣。
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是这类人,早年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是这类人。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再介绍一位这样的特殊人物,他就是姚作宾。
姚作宾早年倾向革命,曾于“五四运动”期间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之职,地位何等荣耀!然而抗日战争时期,他却认贼作父,投靠日寇,出任伪青岛特别市市长。一个堂堂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为何成了汉奸?他最后的下场又是怎样呢?
他曾任全国学联主席
姚作宾,生于1891年,四川省南部县人,出身富农。他青年时期曾自费留学日本,表现出成为学生领袖的潜质。1918年4月8日,他还没有正式入校,就参与了四川省籍自费留学生因借学费问题同中国驻日本公使馆职员的殴斗,后被日本警方拘留。因为敢出头,能替大家争取权利,这件事为他在留日学生中赢得了声誉。此后,他进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经科学习。
姚作宾走上政治道路是在1920年。这一年,他接替刘振群任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留日学生代表理事。此时,轰动全国的“五四运动”引发的学潮还没有停止,全国学联号召各地学联罢课。4月14日以后,全国各地学联陆续组织罢课。5月,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的姚作宾前往海参崴,请求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援助中国革命。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经过短短两年的磨砺,姚作宾已经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学生领袖,总体上开始倾向革命。事实上,他从海参崴回国后,思想受到了震动,旋即做出了惊人之举,那就是在北京成立了所谓“中国共产党”。一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就与姚作宾的这个组织进行了一场生死较量。
据2016年4月14日《解放日报》所刊缪国庆的《亮相,一场生死较量》一文介绍,“1921年6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让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他们先后到达莫斯科的竟然还有国内其他形形色色的所谓的‘共产党’组织代表,而且有两家已经获得大会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一家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另一家是由北大教授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前景,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如果江亢虎代表的‘社会党’、姚作宾代表的‘共产党’,和张太雷他们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中国今后将同时存在三个‘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国革命将面临复杂的局面。如果不能及时正本清源,正在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就有夭折的危险,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将被重新改写。”
6月22日,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日,俞秀松特意给共产国际写了封信,信里说:“之前告诉你们,中国公民姚作宾不久前到了莫斯科,声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实际上他不是我党党员。因此没有权利与共产国际往来。所有共产国际与他讨论过的,甚至决定了的,中国共产党一律不予承认。”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俞秀松的信件,并进行了研究,之后收回了姚作宾、江亢虎的代表证。最终,共产国际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
以上就是姚作宾30岁之前的人生轨迹——留学日本、组织学运、筹建政党,这三条无论看哪一条都是一个革命青年的做派。谁曾想,几年之后,姚作宾就变了一个人。
他向日军献飞机120多架
从苏联回国后,姚作宾没有重返全国学生联合会总部。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姚作宾混迹于政坛,担任的都是科长、专员之类的小职务。在此期间,他也渐渐开始跟一些汉奸产生联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姚作宾千方百计与驻北平日军联系,卖国投敌,以求靠山。
他的人生转机出现在1938年。这年1月10日,日本海军在崂山登陆,占领青岛。1月17日,日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成立,赵琪任伪会长。姚作宾跟赵琪在官场多有往来,赵琪来青岛任职,姚作宾也跟他一起来了,住在太平路9号。姚作宾来到青岛后,很快得到日本人赏识,加上赵琪的帮衬,官位渐渐上升。起先,他出任青岛伪治安维持会总务长,后来升至伪青岛市社会局局长。1943年3月18日,姚作宾任伪青岛特别市市长,兼任伪新民会青岛总会会长(新民会是统治中国人民,攫取民间利益的官方组织,除了配合日伪进行欺骗宣传外,还起到四处搜刮财物的作用)。
姚作宾担任伪市长期间都做了什么呢?助纣为虐,搜刮民财。中途岛海战后,日本的军事实力受到巨大打击,军需渐渐不足,于是想尽办法从占领区搜刮。1943年,姚作宾为首的伪青岛特别市政府,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方针,严格实施统制经济”,说白了就是征收物资。被征收的物资主要是铜、金钱,还有飞机。
1943年7月,姚作宾成立“青岛特别市献铜委员会”,要求“市民将所使用的铜器都拿出来”,每户至少一斤。为了谄媚日本主子,姚作宾甚至将自己睡的铜床都捐了出来。一般住户则被逼得到处搜寻,门把、箱屉活页,凡是铜质东西,都卸下来交出去,不够就要到破烂市高价收买。至1944年9月,日伪当局共搜刮民间铜器122万余斤、铁器无数,供日本人制造杀害中国抗日军民的子弹和炮弹。
在献铜运动开展的同时,日伪当局还制定了“献金”实施办法,把住户及商户按照住房间数和生意大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等,按照不同标准搜刮民财。据青岛市史志办史料显示,甲等商号至少“献金”200元,乙等100元,丙等30元,丁等10元。甲等住户至少“献金”10元,乙等6元,丙等4元,丁等2元。这次刚“献”完,下次又来了。工商业大户就不只是“献金”而是“献机”了。某一行业“献”几架,不完成是不行的。8年中 ,日伪向工商业及住户到底勒索了多少钱财是无法统计的。仅1942至1943两年“献金”一项,即达5000万元。这是伪《新民报》上登载的不完全的数字。而飞机竟达到120多架!但是对青岛市民,日伪当局却是另一副嘴脸,号召市民“简易生活”,每人每月配售面粉不足10斤,致使百姓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
姚作宾如此行事,民愤极大,国民党军统也组织了多次对他的暗杀,但他狡猾之极,每次总能化险为夷。为了增加自身安全,他经常变换车号。在他的住宅周围,有许多卫兵及便衣,他行走乘车也是有卫兵相随。下班回家之时,在住宅附近的山坡及街道都有卫兵来往巡查,甚是严密。
不过,姚作宾恐怕没想到,他这样严密防守,也终难逃被捕的命运。
三审大汉奸姚作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31日,伪青岛市市长姚作宾传达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训令:“所属各机关听候接收 ;所有款项、卷宗、公物不得移动销毁;负责人员不得擅离职守。”10月11日,姚作宾被国民党政府抓获。
1946年5月至11月,国民党山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先后两次审判姚作宾汉奸案,均以“通谋敌国 ,图谋反抗本国”罪判以死刑。但姚作宾凭着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几次声诉要求复判,最高法院也两次将此案发回山东重审。1949年2月18日,山东高等法院青岛分院第三次公开审理汉奸姚作宾案,2月24日改判其无期徒刑,这已经是青岛解放前夕了。1949年6月5日,已被国民党释放的姚作宾被人民政府抓获。姚作宾供述,抗战胜利前,他与国民党某些高官曾有协议,他全力阻挠共产党人接收青岛,国民党高官则会保他性命。经过调查取证,1951年5月,青岛市人民法院以“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罪,判处大汉奸姚作宾死刑。
姚作宾死了,可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一直没得到解答,那就是一个堂堂的全国学生领袖怎么就甘心成为汉奸呢?也许,一个日本人的回答可以解释这一切。
1945年10月25日,青岛日军投降仪式在汇泉跑马场举行。受降典礼完毕不到两个月,《青岛公报》记者出于好奇,去采访已成为战俘的驻青日本陆军第五混成旅司令官长野荣二。在采访中,《青岛公报》记者特意询问了这位日本军官对汉奸的看法:
记者:你对汉奸的意见如何?
长野荣二:对于帮助我们的中国人,可以分为4类:一是诚心协力日本的,真心为解除人民痛苦,为中国前途的;一是表面协力,却是做地下工作的;一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做事的;一是只求自身利益,既不顾中国又不是协力日本的。有些人与日本人协力,不能算汉奸。因为他们是来协力日本建设中国,正像我们现在协力中国 ,美国来复兴日本一样。
记者:姚作宾应该是哪一种人?
长野荣二:姚作宾应该属于第四种人。因为我和他接触的机会很多,姚是个想个人发财的,只追求自身利益。特约撰稿 田野
[来源:城市信报 编辑:夜楼]大家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