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勋请个德国人当师爷 他是总督府首位客人

提起胶澳总督府，大家肯定都很熟悉。这栋德式建筑位于市南区沂水路11号 ，1904年5月开工，1906年4月竣工，是一座砖石、钢、木混合结构的建筑。总督府依山面海，巍峨壮观 ，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

胶澳总督府自建成之日起见证了不少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接待过不少中外名人，可您知道第一位进入胶澳总督府，且被奉为“座上宾”的中国人是谁吗?他就是山东巡抚——袁树勋。

胶澳总督府刚落成不久，袁树勋就受清政府的委托。来给胶澳总督“授勋”。不过话说回来，清政府怎么会给外国侵略者授勋呢?负责授勋的袁树勋到底是什么来头?今天的《发现青岛》，咱们就来说说袁树勋这个人。

结交上海“五金大王”，在官场平步青云

袁树勋(1847～1915年)，湖南湘潭人，字海观，晚年自号抑戒老人。翻看袁树勋的从政简历，起初并没什么大的起色。袁树勋生在晚清，和当时的不少官吏一样，他是靠办团练、剿杀太平军和捻军上位的，一开始不过担任小地方的知县。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被委任上海知县，10年后 ，出任上海道台(上海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正式称谓是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管辖苏州府、松江府和太仓直隶州，相当于今苏州和上海)，官位才渐渐有了起色。

1891年的上海已经是一个中外名流聚集的都市。上海有不少外国租界，也有不少大财阀，能够在这里立住脚，肯定就能扩展不少人脉。上海可以说是袁树勋的福地。在这里，他结交了一大批能人，为后来在官场上平步青云铺好了路。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上海的“五金大王”朱葆三。

上海的溪口路在旧中国的正式名称就是“朱葆三路”。朱葆三是什么来头，能让租界以他的名字为马路命名?其实一开始，朱葆三不过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货店学徒。但他头脑灵活，踏实肯干，自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慢慢地就从学徒变成了账房先生，最后当上了这家专门做洋酒罐头生意的店铺的掌柜。后来，朱葆三结交上了“五金大王”叶澄衷，在叶澄衷的提点下，他很快就在上海滩的五金业与叶澄衷并肩而立，成为了另一个“五金大王”。

据赵之羽撰写的《“五金大王”朱葆三学英语也是很拼的》一文记载，朱葆三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从当时的大生意人身上看到，要想将生意做大做强，一定要结交官场。朱葆三找的这个靠山就是上海道台袁树勋，朱葆三给他赞助了不少钱。据说，为了达到与袁树勋休戚与共的关系，朱葆三还“忍痛割爱”推荐自己的总账房同时也是莫逆之交的顾晴川担任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兼出纳司库。

朱葆三肯卖力，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袁树勋任上海道台期间，清政府规定各通商口岸的关税必须统一解缴到上海，由上海道保管并按月结清“借洋债”的本息。袁树勋对于将这一庞大数目的银两存在哪家钱庄并没有把握，但是他知道朱葆三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于是将此事全权委托给他处理。这可是相当一大笔钱，官银的利息又低，朱葆三一下子就成了行业翘楚。全上海的钱庄老板眼睛都红了，天天聚在朱葆三的家里，不惜仰人鼻息，愿意给付巨额回扣，拼命想揽下这笔大生意。

平心而论，朱葆三做事还是有原则的。他没有滥用这笔钱，而是尽心尽力为清政府运营这笔资金。时间长了，袁树勋与上海金融界对朱葆三的人品与漂亮手腕都称道不已。在当时的上海商界，朱葆三说一句话，比上海道台袁树勋贴出去的公文还好使，于是就有了“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写封信”这句话。而袁树勋在晚清官场中如鱼得水，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背后的金主朱葆三为他出钱出力。

袁树勋与“大闹会审公堂案”

袁树勋在上海不光有如鱼得水的一面，也遇到不少烦心事，最要命的一件，就是著名的“大闹会审公堂案”。

1905年12月8日，一艘从四川到上海的轮船在十六铺码头泊岸，一群巡警对下船的旅客进行审视、盘问。正下来的一个女人叫黎王氏，是广东人，带着十几个人(丫鬟和侍从)，立即被巡警截着。不由分说，带她们回“公廨”(旧称官府)会审。原来巡警接到镇江的电报，说有女子带数十人，有拐卖孩童之嫌。

在当时的上海，外国人有领事裁判权，就是外国人的案子外国人自己审，但是案件如果涉及中外双方，那就需要中外会审。李衡星在《广东人大闹“会审公廨”》一文中说，这位黎王氏实际上不是人贩子，而是一名中国官员的太太 ，本来就不该外国人参与审理，可这回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自己决定审判黎王氏，却被中国官员关炯之拒绝。双方争执起来，越吵越僵，德为门见无法收拾，命令将黎王氏先押回牢狱。中国官员认为这是误抓，怎么能关到牢狱?英方强拉黎王氏，而中国差役奋力阻止，双方终于打斗起来，乒乒乓乓乱成一团。这就是著名的“大闹会审公堂案”。

几天后 ，听说中国人被英国人误抓误判，民众大为不满。12月18日上午，示威群众开始围攻老闸捕房和工部局，巡捕奉命开枪，打死3人，打伤多人。不一会英国军舰上的水兵闻讯赶来镇压，示威群众才纷纷散去。这一天，流血事件中总共有18名华人平民被打死，几十人受重伤。

这可急坏了上海道台袁树勋。据马长林所撰《1905年大闹会审公堂案始末》一文称，几天前当大闹会审公堂案刚发生时，在民众的压力下，袁树勋也做出了一些姿态，但他没想到事态越闹越大，竟然发生血案。他生怕事态继续扩大，无法控制，难以向清廷交代，便急忙亲自出马弹压。

12月23日，会审公堂恢复审案，不料第二天英国总领事仍派德为门担任会审官，关炯之见状拒绝出庭，审案遂又暂停。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领事署不得不将德为门换下，一场风波总算过去。对于英方索赔八万两银子的要求，两江总督和清政府外务部坚持予以拒绝，双方因此一直处于僵持状态。

直到1907年底 ，中英双方经过多次来往照会，终于商妥了一个解决方案，即由袁树勋以个人名义，赔偿英国五万两银子予以了结。

请德国人当师爷，给胶澳总督“授勋”

袁树勋离开上海后，官越做越大，什么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两广总督，他都干过。我们在这里需要着重介绍的是，他在山东担任巡抚的一些旧事。正是在山东巡抚任上 ，他跟青岛结下了缘分。

1908年，袁树勋来到山东当巡抚。上任不久，就有人推荐汪涵做他的师爷。这个汪涵头脑很灵活，在幕中为袁树勋筹划一切，加上袁树勋也很有能力，他虽然只干了一年，但是“山东吏治颇有起色”。

袁树勋任山东巡抚，有两件事跟青岛有关，一件是请德国人当师爷 ，一件是给胶澳总督授勋。

请德国人做师爷想想倒也在情理之中。据青岛文史专家鲁勇先生介绍，汪涵建议，德国占据青岛一带为租借地，并开矿山，修铁路，涉外事务几乎每天都有，应聘一位德国人在巡抚衙门当师爷帮他处理。袁树勋果然采纳了。不过这事儿也闹了不少笑话。因为中西方体制、文化都不同，德国师爷很多时候帮不上什么忙。例如当时长清县出了一件人命案，袁树勋让德国师爷拟一个批文，德国师爷说他学的是德国法律，跟清朝的法律根本不一样，他没法拟批文，袁树勋只好作罢。再有一次，当时清政府下旨各省办警察，开学堂，袁树勋心想这是“新政”，德国师爷应该能帮上忙了，可人家说：“在我们德国都有专门的教育，办警察要警务专业毕业，办学校要教育专业毕业，我是学矿业开采的，这些事我不懂。”总之，德国师爷没给袁树勋的工作带来多少便利。

给胶澳总督授勋这件事就颇让人费解了。胶澳总督是德国在青岛的最高军政首脑，说白了就是侵略军头目，为啥还要给他授勋呢?原来清政府觉得德国人用洋技术，在青岛修成铁路，开采了煤，建了港口，倒是件好事，因此以光绪帝的名义，由慈禧太后授予胶澳总督奥斯卡·冯·特鲁泊一等双龙勋章。

这授勋电报当时发给了胶澳总督特鲁泊，派山东巡抚袁树勋代为“颁发”。特鲁泊亲自到青岛火车站迎接袁树勋，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隆重接待中国官员。当然，这是因为袁树勋捧着一份“授勋”的圣旨。此时位于观象山前的总督府，位于信号山前的总督官邸都已建成，袁树勋成了第一个来到这两栋建筑的中国官员。在胶澳总督府，袁树勋代表清政府向特鲁泊授勋，少不得双方致辞一番。当晚，袁树勋在总督官邸金碧辉煌的“金厅”落座，亲切交谈之后，和特鲁泊步入宴会厅，特鲁泊还安排了乐队，在进餐的时候演奏音乐。

袁树勋大开眼界，回到济南之后，这成了他夸耀的资本。不过，也有人对他的行为嗤之以鼻，说袁树勋给德国人“树”了“勋”。

1909年，袁树勋又去广东做了两广总督。他呼吁开国会、消祸萌，不为清政府所采纳。次年，辞官寓居上海。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