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廷曾任青岛最高行政长官 孔祥熙是他的部下

山海关路景色秀丽，多名人故居，这是青岛人都知道的常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包括解放后，很多国内外政要都曾在这条路上的某个别墅内寓居，这其中就有王正廷。

王正廷住在山海关路11号，是这栋颇有西洋风情的小别墅的第一个主人。发生在他身上的跟青岛有关的事儿实在太多 ，笔者择出三件，全都响当当——拒签《巴黎和约》、主持收回青岛主权，还有推动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

这样一个名人，这样一个对青岛做过大贡献的人，值得今人铭记。

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王正廷(1882年～1961年)，字儒堂，浙江奉化人。明眼人都能看出，他的出生地跟蒋介石一致。事实上，王正廷的确和蒋是老乡，这也是他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身居要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王正廷之出道，倒跟蒋介石没有关系。他有才学，早年曾留学美国，并在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国际法，与后来供职于民国外交界的名人王宠惠、王景春合称“耶鲁三王”。他还同情革命，在日本时期加入了孙中山创建同盟会。这样的能力和身份，使他成为了北洋时期国民党在北京的外交代理人。

王正廷的人生首次大放异彩是在1919年。这一年，他作为南方军政府(即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多年后王正廷曾说：“我一生有一桩得意事，就是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巴黎和会是一战后战胜国的一次分赃会议，中国的山东，特别是青岛的主权问题也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王正廷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排名在外交总长、团长陆征祥之后。关于这次会议的梗概，相信不少人都知道 ，但是中国代表拒签合约的细节，不少人可能不是很清楚，其实这个拒签跟王正廷很有关系。

会议开始后，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主张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曾引起中国代表团内部的争议。孙中山的秘书曹霖生当时担任代表团的秘书长，他的女婿顾毓瑔曾撰文《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的经过》，详细地披露了其中的争执。在日本提出意见后，代表团内部意见起初出现两派——团长陆征祥(代表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是一派，主张接受;顾维钧、王正廷、曹霖生等是另一派。

在和会进行期间，陆征祥随时电报北京徐世昌请示，王正廷、曹霖生随时电报孙中山请示。孙中山指示王正廷：这样丧权辱国的条件，中国无法接受，应强烈抗议。王正廷、曹霖生得到指示后，即说服顾维钧、施肇基，于是两人都站到孙中山的一边。他们会同王正廷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促使陆征祥再向和会主席、副主席提出强烈的抗议。

据说当时代表团的内部争执很激烈，陆征祥老友、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曾回国与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密商，拟把顾维钧、王正廷调回，由章宗祥任代表，并面见徐世昌，主张照签巴黎和约。就在徐世昌初步同意，准备电告陆征祥时，5月3日，报纸捅出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的消息，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就是“五四运动”。

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转变态度。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以陆征祥为首，包括代表顾维钧、王正廷，发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辞去代表职务的电报给徐世昌，并通电各参战国家，说明拒签《巴黎和约》的理由。巴黎和约在凡尔赛宫签字时，中国代表拒绝出席。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大规模的国际场合说出“不”字。

任鲁案善后督办，主持收回青岛主权

因为拒签《巴黎和约》，当时的山东问题，包括青岛的归属一时间成了中日悬案。为了解决巴黎和会中没有达成协议的一些问题，由美国牵头组织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内容之一是解决中国与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分歧。

石源华在《王正廷：曲折多奇的外交人生》一文中说，1922年3月，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出色的王正廷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鲁案善后督办(即当时青岛的最高行政长官)，主持接收山东权益。由于日方在谈判中蓄意曲解条文，企图攫取更多的权益，致使谈判波折横生。双方唇枪舌战，开会71次，历时五个月之久，终于达成协议。12月，王正廷同日本签订“鲁案协定”，并办理移交胶澳管理手续。山东权益虽由中国收回，但日本在山东继续享有种种特权，这使王正廷的山东外交遭到国人许多尖锐批评，而他的对手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也同样在日本国内被指控为“屈辱外交”，这说明中日间的这场较量应该是互有胜负。当时的总统黎元洪为表彰王正廷交涉收回山东权益的贡献，曾颁令授予其一级大绶宝功勋章一枚。

1922年12月6日，王正廷被任命为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四天后，王正廷以外交总长、鲁案善后委员会督办的身份，主持了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的大典。12月10日正午12点，观象台上鸣放了十二响午炮。典礼正式开始，降下日本国旗，中国士兵接管政府大楼，在德日统治青岛24年之后，青岛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青岛接收仪式完成后，王正廷向正在广州筹备北伐的孙中山汇报了鲁案谈判和接收情况。1923年1月6日，孙中山函复王正廷，对其接收青岛一事给予肯定。

其实，王正廷很有可能成为胶澳商埠首任督办，但是黎元洪任命他为外交总长，也就错过了管理青岛的机会。

他成了“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国民政府接管北方以后，由于王正廷与蒋介石的同乡关系，他又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部一级的官员全是新任命的，唯有王正廷是原北洋政府的官员。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王正廷还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主持“改订新约”运动。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很想振作一番，凝聚人心，把突破口之一放在先前从清政府时代就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上。据石源华介绍，1928年6月，王正廷发表修改不平等条约宣言，宣告将要求与各国按照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重订新约，“改订新约”运动由此展开。在这场运动中，中国重获了丢失80余年之久的关税自主权，部分收回了领事裁判权，而且还收回了天津比(利时)租界、镇江、厦门英租界、威海卫英租地等，可以说，王正廷的声望此时达到了顶峰。

但民族主义情绪既成就了王正廷，也让他背了黑锅。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使东三省大好河山尽落日人之手。其实 ，这个政策跟王正廷没啥关系，但他身为外交部长，成了众矢之的。1931年9月28日，冒雨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的千余名学生，因未获蒋介石接见，转而冲进外交部。王正廷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挨了顿揍，头部开花，血流不止。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起自己殚精竭虑3年多的“革命外交”，竟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一次次蒙羞，王正廷仰天长叹，写下了一纸辞呈。

他在青岛的家，位于山海关路11号

王正廷在青岛督办鲁案善后事宜期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推动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奥运之父”。

王正廷自幼酷爱运动，他发起组织了远东体育协会，还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他和现代奥林匹克创始人顾拜旦颇有交情，1922年，经顾拜旦推荐，王正廷被推举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此后他就一直致力于让中国参与到奥运中。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青岛文史专家鲁勇在《青岛与奥运会的不解之缘》中，对王正廷的事迹有过描述：当时，国民政府本来宣布不参加奥运会，只派一个代表去观礼，这个决定公布以后，却传出来消息: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决定派短跑选手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出席奥委会。王正廷和体育界的人士听到这个消息后，提出了抗议，决定体协组织成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仍是由刘长春为运动员，但不是代表“满洲国”，而是代表中华民国。张学良出资1000美元作为路费，因刘长春不懂英文，又有国立山东大学(时在青岛)体育系主任宋君复同行，张学良又出资600美元。这样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王正廷作为奥运会委员坐在主席台上，入场的中国代表团有工作人员宋君复、沈嗣良，运动员刘长春。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也是王正廷担任奥委会委员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也正是在此期间，王正廷在青岛山海关路11号建了别墅。据别墅门口的标识牌显示，建于1934年;而土地的租用，相关资料显示，是在1932年前后。事实上，关于这块地的租用，甚至有说法称，王正廷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惠”。据说，当时的青岛财政局请示市长沈鸿烈，表示由于王正廷身份特殊，因此在租权金上按照底额征收，沈鸿烈表示同意。1936年，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王正廷组织部分运动员在赛前来青岛进行训练，自然住在山海关路11号。

1939年，在王正廷的推荐下，孔祥熙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是国际奥委会的第二个中国委员。孔祥熙原来是王正廷的部下(鲁案善后委员会委员)，中国收回青岛后他任胶澳商部电话局局长，现今的安徽路邮电博物馆，保留有他的办公室。孔祥熙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那是后话。

后来，王正廷移居香港。1961年5月21日，王正廷在香港病逝，享年79岁。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