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盟会员吴思豫亦正亦邪 还曾任青岛代理市长

说起吴思豫，他还是青岛1929年被南京国民政府设为特别市后的代理市长。实际上说起来，市长马福祥因军务一时不能到任，说吴思豫是首个主政的市长也不为过。

在阅读了大量吴思豫的相关材料之后，笔者对他的评价是四个字——亦正亦邪。

本来嘛，在官场多年，如果一味的善良厚道，也不可能爬上如此高的位子。但接触的材料越多，你就会发现各方对吴思豫的评价越不一致。在“清党”的过程中，在青岛罢工的态度上，乃至后来负责首都南京的治安问题上，吴思豫简直被描绘成了一个矛盾的人物。但他终究是对青岛有些贡献的 ，而且，在后来国民党大溃败后，他选择了继续留在大陆。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讲讲吴思豫。

革命：参加同盟会，领导杭州起义

吴思豫(1884年～1958年)，字立凡，浙江嘉兴人。关于他的家世，史料记载不多，只知道有一个弟弟叫吴宗鲁，为日本华侨家庭后代。

吴思豫开始为世人所知自然是在参加革命之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吴思豫入杭州浙江武备学堂，两年后考取日本振武学校。振武学校是一所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中国人想进日本士官学校，就得先进振武学校的大门。在这里，吴思豫初步接触了革命思想，并于次年在东京见到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可以说，吴思豫是一个老同盟会员。

据史料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天，吴思豫从振武学校毕业，成绩优异，列优等第一名。这年暑假他回国省亲，适逢徐锡麟、秋瑾遇难，清政府搜捕革命党，吴思豫感到形势不妙，便经过上海回到东京振武学校补习。

宣统二年(1910年)夏天，吴思豫回国，被分派在浙江陆军第二十一镇任中军官(副官长)。此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和数年前大不一样了，他秘密联合进步同志鼓吹革命。没多久，武昌起义爆发，历史给了吴思豫登台的机会。经周密计划后，浙江革命党人决定由吴思豫、朱瑞负责联系驻杭州城外笕桥、南星桥的新军步兵作好准备，伺机起义。11月4日 ，杭州城爆发了战斗。次日 ，吴思豫等即率部队攻入旗营(清代八旗的兵营)，他作风果断，处置了不投降的都统贵林。并在此后被任命为浙江第六师第九十八团团长，驻镇海。

吴思豫早年经历的第一次宦海沉浮当是护国战争。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就废除《临时约法》，引发国民党等党派的不满，孙中山掀起了旨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吴思豫自然是加入了讨袁行列，可惜战争失败。当年一起领导杭州起义的朱瑞此时已升任浙江都督，他削夺了吴思豫的兵权，调吴任浙江陆地测量学校校长。落寞之时，倒是老领导孙中山先生给了他一丝慰藉。1916年秋天，孙中山到杭州观光路过绍兴，特地去看望吴思豫，并由吴陪同游览了绍兴。之后，吴思豫先后任浙江宁台镇守使署参谋长，浙江嘉湖镇守使署参谋长等职。

执教：在黄埔军校那些事儿

可以说，孙中山是吴思豫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也是他在仕宦路上的贵人。吴思豫对孙中山一直忠心耿耿，1921年、1922年，孙中山在上海时，吴思豫常去探望，亲聆教诲。

当他获悉孙中山在广东组织的国民政府初具规模后，即于1926年5月秘密离开浙江，到了黄埔军校，任少将编译员、训练部主任。后来，他又加入中国国民党，被选为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这一时期关于吴思豫活动的记载比较丰富，主要包括两件事，一个是他在黄埔军校推行“政治教官军事化”，另一个则是震惊中外的“清党运动”。

关于“政治教官军事化”的推行一事见于詹柏山撰的《军统少将陈祖康事略》一文。所谓的“政治教官军事化”说白了就是要加强军校文职教官的军事化素养，包括见到长官敬礼、服从命令等诸多规矩。这件事儿说来颇为有趣，原来，这个政治教官陈祖康是一名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不通晓军队敬礼这一套。

一天，陈祖康正在讲课之时，训练部主任吴思豫到课堂里巡视，照例应由授课教官叫学生起立敬礼。但陈祖康对这一套根本不懂，没有叫学生起立敬礼，吴主任对此大感惊异，他看看陈祖康，陈祖康也看看他，场面十分尴尬，于是，吴思豫就一声不响地转身走出教室。过后，吴思豫在教务会议上提议“政治教官应接受军事训练”。参加会议的同事吴企云回来后告诉陈祖康这个会议的内幕。陈祖康年轻气盛，当即向政治部主任熊雄表示，若要这样，他就离职。事实上，当时有许多高官兼任政治教官，吴思豫这样的提议根本行不通。此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如果说上面这件事反映了吴思豫教条主义的一面，那么接下来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就需要读者自己去评判了。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开始大规模“清党”。因很多国民党员是秘密加入的共产党，“清党”搞得很血腥，特别是在黄埔军校这种国共共存的地方，气氛很是紧张。吴思豫1953年曾写过《自传》，里面有关于“清党”的描述：“1927年3月16日各地办理清党，15日夜间我接到广州上层的军用电话：黄埔军校内学生(第五期)部分清党，命思豫办理。我想夜间办理此事 ，恐有混乱之处，故于次日早操后，即在操场宣布，现奉命清党，这是政治上的党派问题，要把国民党清理一下，即原来是共产党的人也并不犯法。所以你们不要害怕，坦白地说出来，我保证决不会难为你们，加入过共产党的学生站到这边来。于是走出了行列的学生，点查下来有二百几十个。于是派了几个带队的官长送他们到早已准备好的船上去住。经过两三天后，即有广州警备司令部派人来点收，把他们送到虎门去受训四个月。我的内心上实感爱莫能助。”另据记载，1927年3月，吴思豫奉命在黄埔军校部分学生内办理“清党”，他故意拖延时间，放走共产党员甘竹溪、胡锟等人。

但也有一些材料，对吴思豫的“清党”表现提出批评。如南方网刊登的《军官俱乐部》一文称：“训练部主任吴思豫宣布‘清党’，下令‘共产党人一律站出来，其余的在原地不动’。后来，凡是站出来的共产党员都被立即逮捕押往早已准备好的几只大民船上，开到珠江中，周围有‘中山舰’等好几艘兵舰监视。那天被抓的共产党员有300多人，据说有三分之一的人趁着夜色潜水逃生，大部分的都被杀害了。”

官场：银行被抢警察厅长自请处分

1929年，吴思豫被任命为青岛市代理市长，主政四个多月。可不要小看这四个多月，吴思豫在此期间在青岛做了不少事儿，我们会在下文详细叙述。

在此之后，吴思豫出任首都警察厅厅长，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正是吴思豫在警察厅长任上的事 。什么事儿呢?吴思豫因为一件大案自请处分，这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尚属首次。

1932年9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向内政部自请处分。内政部接到呈报后，记吴思豫大过一次。9月14日，《中央日报》以《吴思豫自请处分》为题，将这一事情进行了报道。吴思豫被记大过，竟然是因为一起发生在南京北门桥下薛家巷中国银行分行的抢劫案。9月9日上午10时，银行被劫去一万七千元，全市舆论激烈，矛头直指首都警察厅。两天后，吴思豫被内政部记大过一次，并被要求“戴罪缉凶，务获破案”。

这起案件到底大不大呢?说实话，不大。先说抢劫，其实当时银行抢劫案并不少，首都南京也发生过。再说金额，1932年，一石大米的价格在8元左右，今天的大米价格是一斤为2.5元上下，价格是84年前的37倍左右，从这个层面上说，1932年的一万七千余元相当于今天的六十多万元。对于一家银行而言，这并不是巨额数字。

那么，为何一件银行抢劫案，会引来如此大的反应?吴思豫又为啥非要自请处分呢?张荣在《银行被抢首都警察厅长自请处分》一文中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退休老教授张翰林分析说，首先，这应该和被抢劫的中国银行本身有关，“中国银行作为民国时期的四行之一，一直都被四大家族操纵。是四大家族进行资本积累的工具，抢劫中国银行，别说抢劫了一万七千元，就算是抢了七元钱，那也是太岁头上动土”。还有一个原因，张翰林说，此案让“繁荣计划”受阻，“这个繁荣计划，实际上指的就是从1929年12月开始实施的《首都计划》。《首都计划》目的是将南京建成一个‘故不唯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所荟萃’。1932年，正是《首都计划》大展宏图的时候，此时敢拿中国银行开刀，这不是破坏首都建设吗?”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吴思豫主动请求处分，和吴思豫本人有关。张翰林介绍说，吴思豫是老国民党员，与孙中山交情匪浅，在国民党中人脉很广。但他在1930年2月任首都警察厅厅长以来，便成了一根老油条，南京的“地头蛇”。此案的发生让他颜面扫地，为表决心 ，他便自请处分，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当然，大家还会关心案件的进展。在吴思豫的带领下，警方发布了高额悬赏通告，悬赏消息公布之后的第二天，警方就得到了许多密报，几天后就抓获了三名主犯，也找到了未及挥霍的钱款，此案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尘埃落定了。

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