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之父”张伯苓三次来青岛 与沈鸿烈是挚友

“实践教育就是学什么就要做什么，做什么就要学什么。不能净念书，出来了不会做事。”70多年前，时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雷法章就意识到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任职六年，雷法章对青岛教育的贡献历史用了这八个字来评价——悉力以赴，绩效斐然。而大家知道，沈鸿烈是如何“挖”到雷法章的吗?只因一面之缘。

南开中学一面之缘

雷法章，1902年出生，湖北汉川县人，武昌文华大学毕业。他的简历很简单：1924年任天津南开中学部英文教员，不久升教务兼训导主任兼代男女中学部主任。光看这个，大家不可能对他留下什么太深刻的印象，但如果加上后面这句就不一样了：在张伯苓开办的学校当老师 ，且担当大任。张伯苓看上的人自然有过人之处，哪怕只一次，也被沈鸿烈发现了。

沈鸿烈是如何“挖”到雷法章的?跟沈鸿烈的侄子沈肇熙有关。根据沈肇熙回忆：“1932年夏，叔(沈鸿烈)因公由青岛去天津，顺便到南开中学看我(那时我在南开中学读书)和拜访张伯苓校长，适逢张伯苓因事外出，由南开中学教务主任雷法章出面接待，并陪同参观南开中学。此次会见，叔对雷法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钦佩张伯苓知人善用。雷法章稳重有为，举凡学校的教学措施、管理规章、发展规划，张伯苓悉委雷法章负责办理。故南开中学成绩斐然，闻名全国。时叔在青岛市市长任上，正力图发展青岛市中小学教育，见雷法章认真负责、脚踏实地，十分倾心，特滞留天津，候张返校。及张返校，叔畅谈其发展青岛市教育事业的计划，并恳请张伯芩大力支援，继而提出了拟请雷法章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的愿望。张伯苓甚受感动，当即面允。未几，雷法章到青岛就任。事后张伯芩就此事对其左右的人说：‘ 当今之世，像沈鸿烈这样为国为民的市长，能有几人?!’”

就是这么简单，没有提前打听，不用再回去好好想想。沈鸿烈雷厉风行地“挖”到了雷法章，他看上的不仅是雷法章自身的教育水平，还有他身上所带的“南开精神”。

在沈鸿烈的支持下 ，雷法章迅速开展了各项工作：扩建第二中学，增设郊区小学，计百余处。沈鸿烈及时进行视察，对已取得的成绩，予以嘉奖，未竟的计划，督促实现。雷法章在写给南开一位校友的信中说：‘沈公治事待人，善于指导，勤于检查，知人善用，确有伯乐之识。’”

为青岛教育费尽心思

提到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很多人对当时的教育印象深刻，更对雷法章竖起大拇指。沈鸿烈的老部下 、青岛海军学校毕业的李连墀，曾亲历沈鸿烈主政时期诸多大事，他说：“沈先生在青岛市长任内，最大的成就是改善了教育。推行普及教育，厉行‘村村有校’政策。不但是普及教育，更是实践教育。当时教育局长是雷法章，他到我们海军学校演讲，曾说实践教育就是学什么就要做什么，做什么就要学什么。不能净念书，出来了不会做事。所以，青岛教育非常成功。”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家”梁漱溟曾经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在多地进行“乡村建设”研究，其中以他在山东邹平创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最为出名。据《梁漱溟的青岛往事》一文中介绍：“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办得有声有色，引来无数关注。时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的雷法章曾专门带人到邹平进行考察，回来之后大受启发。1933年，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专门邀请梁漱溟、马寅初等人到青岛对当地的乡村建设提出指导意见。梁漱溟十分高兴，借机在青岛宣传他的乡村教育理论，并且在青岛成立了李村、九水、崂山、夏庄、沧口、阴岛(今红岛)、薛家岛等七个乡村建设办事处以及灵山岛分处，并和青岛市教育局拟定了乡村教育规划，即每一个大村建有一所小学，每一个小村有一所分校，政府出钱实行强制义务教育，上学不要钱，适龄儿童不入学还要被罚款。

说到这件事，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老先生深有感触，他说：“我记得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还有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议要改善乡村教学环境，说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多数农村小学都是‘黑屋子，土台子’，屋子里没窗户，教桌都是用土坯垒起来的。而青岛上世纪30年代的农村小学都已经是大瓦房、玻璃窗并且实行义务教育。这都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教育理论获得的成果。”当然，这也是雷法章带人到邹平考察的结果。

如果说沈鸿烈对青岛教育有所贡献的话，那么，教育局长雷法章功不可没。雷法章在职六年，建树良多。在创建与扩建公立小学基础上，完善了城乡公共基础教育体系，奠定了青岛本地师范教育基础。《青岛教育纪事长编》称，“雷法章长青岛教育6年，悉力以赴，绩效斐然”。

他被蒋介石派去“观察”

雷法章在青岛干了六年，之后他的人生是这样的：1935年，抗战军兴，雷法章随军转移，从事敌后工作，初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继又兼民政厅厅长。1940年，改任农林部政务次长。1942年，调任内务部常务次长。抗战胜利后 ，转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46年，又调任考试院秘书长。1950年6月，出任铨叙部(人事行政主管机关)部长。

1945年，他参与了一件大事——外蒙古独立。我们先通过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文利的《被斯大林改变的中国边疆》了解下事件背景：

“外蒙古原本是中国的领土。外蒙古独立真正成为事实，还要从1945年的斯大林说起。1945年2月4日，二战临近尾声。时任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美国人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在远东出兵，好处是可以得到外蒙古。这一提议正中斯大林下怀。斯大林罗列了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第一条就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即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就这么签订了。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8月14日，在蒋介石授意下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外交部长宋子文拒绝签字并提出辞职，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代表国民政府签署了这份条约。条约既成，之后的事情就无可挽回了。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 ，蒋介石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

但这次，蒋介石给雷法章的任务是“只是观察，不得干预，也不要发表任何言论。”“观察”的情况是怎样的?1981年3月，雷法章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一文中，有如下解释：

“法章为政府派往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代表。而非‘监督’投票之代表。监督者，有指挥纠正投票工作之权，并有判定其是否合法之责。而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法章之任务，属于后者，且奉派之后，迭次晋见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奉谕……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

“观察”这场公民投票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外蒙古被苏联控制了长达20年，反对者都被肃清，国内早就苏联化了。投票结果显示，在49万合格投票人中，百分之九十八赞成独立。

雷法章沮丧地回到重庆，向蒋介石递呈了外蒙古“全民公决”的情况记录。蒋虽有不满，但毫无办法。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三人共沉浮

这就是张伯苓、沈鸿烈、雷法章三个男人之间的事情。1946年，沈鸿烈处于半赋闲状态，张伯苓向蒋介石举荐沈鸿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未几即被任命。1948年，沈鸿烈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 ，张伯苓又向蒋介石推荐其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沈鸿烈本人对此职虽毫无兴致，但得知可与张伯芩、雷法章(张伯芩时任考试院院长，雷法章任考试院秘书长)相处，欣然赴任。

如果说沈鸿烈和张伯苓之间是互相欣赏，那二人对雷法章则有知遇之恩。

或许，沈鸿烈的人格魅力感染了雷法章，青岛之后，雷法章一路追随沈氏，一起宦海浮沉，直至一起飘零、凋谢于台湾。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宫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