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斌曾为李先念助手 青岛人只有他走过长征

瓦窑堡会议的记录者、中国红军大学第三科地方工作科科长、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新四军第五师代理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从1932年参加革命，任质斌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1953年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这一年没吃过一次宴席。

总结他这一生，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战友真挚、对妻子真心，但对父母，他心中一直有个遗憾：18年杳无音讯。18年后当他看到母亲，多年的思念却化作沉默……

对战友：鄂豫边区并肩奋战8年

“在任质斌心中，始终有一块红色沃土，这就是他曾经战斗过八年的地方鄂豫边区，也是他和李先念共同奋战的地方。”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对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9年10月18日。而在这之前，命运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

1938年8月，任质斌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李先念同在一个学校，但并不认识;1939年5月，中央调任质斌到中原局工作。临行前，刘少奇专门找他谈话，要他与朱理治接上头，对应付困难的环境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在这之前，李先念也曾在奔赴河南“小延安”——竹沟的路上，被担任中原局组织部部长、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看中，认为李先念明达机敏，懂军事，会打仗，报请刘少奇和中央将其留下。

第一次见到李先念的情景，任质斌后来回忆说：“在河南四望山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先念，他给我的印象是，瘦瘦的，一看便知是饱经风霜、有生活阅历的人，眼睛有神，看起来很英武，很精干，讲话温文尔雅，似乎还很谨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赵晓泮在《李先念与任质斌：红一、四方面军合作的典范》一文中说，从他们初次相见，一直到1947年8月中央任命李先念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8年中，他们两人就没有分开过。无论是在与日伪顽的艰苦斗争中，还是在中原突围的生死路上，他们始终形影相随，携手并肩，同甘共苦，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1940年1月上旬，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建。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两个月后，朱理治奉调去延安，任质斌代理豫鄂边区党委书记 、军政委员会书记兼挺进纵队政委。1941年4月，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任质斌任代理政委，后又长期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师里没有其他的副职干部，他始终全力支持李先念的工作。李先念对任质斌也很尊重，凡属重大决策和行动，都要同他商量。

在李先念和任质斌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四军五师这支长期和其他根据地不接壤、孤悬中原敌后、处于日伪顽重重夹击中的部队，在几年时间里，由最初的几支零散小队伍，发展为拥有5万正规军和30万地方武装与民兵的大部队。他们活动到鄂豫皖湘赣5个省的51个县，形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态势，解放了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多万人口，建立了7个专区、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中共7个独立大战略区之一。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嘉奖五师和鄂豫边区“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

而提及这些荣誉，李先念说：“质斌同志政治素养很高，能文能武。他既能领导政治和党的工作，又能指挥打仗，五师的发展离不开他。也可以说，新四军五师没有任质斌，那我遇到的困难就大多了，就不会发展那么快，那么顺利。”这番话，是对任质斌的充分肯定和赞赏。

1991年2月，李先念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质斌是个好同志，先准备一篇文章放着，如质斌同志先于我而去，则以我的名义发表，以表悼念之情;如我先于质斌而去，则作为我对质斌同志的评价。我活着时能够看到，死了亦了却了一桩心愿!”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尚未写出，李先念便与世长辞，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而在李先念弥留之际，守候在他身边的便是任质斌，两位老战友又像回到中原战场。

对妻子：相濡以沫的婚姻

说完了任质斌对战友的情，我们再来看看他对妻子的爱。任质斌的妻子叫胡志学，是河南省新县人，1933年入党。他们的结合，是战争年代由党组织“包办”的，“红娘”就是陈少敏和李先念。

据《任质斌传》记载，胡志学第一次见到任质斌时，他是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代理书记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代理政治委员，他到训练班作形势报告。胡志学回忆：“他讲话很慢，很有条理，按当时的理解，是典型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没想到，没过多久她就成了这位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的妻子。

至于这个过程颇有意思，胡志学回忆说：“我1943年在边区党校学习，有一天，班主任夏菲让我跟她去一趟鄂豫边区党委，走了两里路，到了党委办公室后，夏老师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不一会儿，领导们进来分别找我谈话，第一个就是李师长(李先念)。领导们向我介绍了任质斌这么一个人，包括年龄、名字、职务、战斗事迹等基本情况，最后问我的意见，我也没多想，就说‘服从组织吧!’”

于是，他们就在湖北大悟县白果树湾结婚了。婚礼非常简单，和李先念、陈少敏等几位领导一起吃了顿饭，就算是结婚了。组织上派人从战利品中挑选了一顶蚕丝蚊帐送给他们做新婚礼物。任质斌的长子任全胜说：“父亲和母亲是在战争和工作过程中建立了永恒的爱情，直到父亲去世，他们55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他们的感情很好，生活中从不争吵。”

的确是这样，胡志学说，“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我一直把照顾他放在第一位。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我认为是组织安排我照顾他，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叫他‘政委’，他叫我‘胡同志’。”

任质斌是个工作狂，只要是革命的事比任何事都重要。《任质斌传》中记录了这样两件事：1944年下半年，任质斌率部挺进河南，事先并没有和胡志学商量，只是临走前跟后勤机关交代把她送到卫生部长那里，因为当时胡志学已经怀孕了，分手时也只说一句：“我上前线去了。”1945年3月，胡志学要分娩了，任质斌接受任务要赶到河南前线，毫无迟疑走了，还是李先念的夫人一直陪在身旁直到孩子出生。

对家乡：一年没吃过宴席

1953年1月，任质斌回到了青岛，这次他的身份是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这么多年，青岛发生了太多变化，为了全面了解青岛的情况，任质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约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座谈，还责成市委办公室编写了《青岛概况》。这一年，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扑在工作上，《任质斌传》中说，“在青岛一年，任质斌工作非常紧张，每个礼拜都要开几次会，大都是小会。”

稍微有点时间，他就会下去搞调查研究，随时解决遇到的问题。但无论去什么地方，从来不在调研单位吃饭，看完就回来。如果中午不开会，几个人就随便在小吃摊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就行。任质斌的秘书曾回忆：“在我的记忆中，在青岛一年，他从来没吃过宴席，更没有接受过基层单位的馈赠。国庆节期间，我们去崂山北九水游玩，北九水有瀑布，还有个疗养院。为了不打扰地方，我们自己带了点吃的。”

胡志学任青岛卷烟厂党委书记，一向苛求自己，让丈夫和孩子喝牛奶，自己不喝，为的是节省点钱，好多照顾公婆的生活。

时间紧任务重，任质斌脾气有时候很急，也让大家无奈。比如一次去济南开会，火车票早买好了，可他还在翻阅带到会上去的有关材料。秘书和司机又不好意思催他，急得不知道怎么办好，等他们赶到火车站，火车已经开了。没办法，只好坐小车往四方站赶，刚到四方站，火车就到了。

这一年，任质斌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为青岛党的工作、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临终前：可归矣，应无憾

对战友、对革命事业，他比谁都用心，但为了这些他也付出了很多。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告诉城市信报/信网记者：“他为了革命事业18年与父母失去联系，后来儿子问他为什么不能利用各种地下关系找一找?任质斌说，那是国家的资源，更不能让同志们为自己的事冒险。”所以直到18年后，也就是1949年他才得到父母健在的消息，但因工作原因，他没法马上回去看望老人，只能让妻子和孩子代劳，1950年才与母亲见上面。

18年没见了，他们反而用沉默诉说着这些年的思念。想起这一幕，胡志学回忆：“婆婆来时，质斌还没有回家，我跟婆婆说，一会你不要叫他，看他认不认识你。结果质斌回来后，他看着她，她看着他，他没喊一声娘，她也没叫一声儿，就这么相互看着坐下了，仍然长久地相互看着，没有一句话，没有一点声音，更没有久别重逢的号啕大哭，或者相拥啜泣。婆婆也真坚强，没掉眼泪。”但之后，每个月发工资他都会马上把钱寄给父亲，没有多余的话。

这就是任质斌，一位在战场的真汉子，一位把亲人放在心底却不爱表达的男人!谈及他的一生，临终前他用了这六个字：“可归矣，应无憾。”1998年12月22日，任质斌在北京去世。1999年1月9日，子女将他的骨灰带回湖北大悟县，撒放在鄂豫边区烈士纪念碑前的两棵雪松周围和大悟县最高的五岳山(西大山)上，让他回到这片曾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上，回到共同战斗的老战友们中间，永远和大悟人民在一起。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宫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