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斌曾为李先念助手 青岛人只有他走过长征

提到新四军第五师，大家首先都会想到老师长、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而说到这支队伍 ，李先念却说：“新四军五师没有任质斌，那我遇到的困难就大多了，就不会发展那么快 ，那么顺利。”

任质斌是谁?李先念的得力助手，新四军第五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原突围的重要人物……解放后，他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是即墨人，也是唯一一位走过长征的青岛本地人。本期《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任质斌 。

他的祖父是开染坊的

即墨，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任质斌的故乡。1915年7月17日，任质斌出生在即墨城南关村一个贫困家庭里。他原名任知斌，字鸿恩 。父亲任玖湘，母亲李桂芳，他是独生子。

说任质斌家庭贫困似乎不是非常准确。因为作为即墨当地一个大姓，任家可是个大家族，比如金代中后期，从汴梁(今河南开封)到高密做官的先祖任福;金代后期被“授千总职，留镇(即墨)海防”的即墨任氏一世祖任贵;还有靠开染坊兴家的祖父任鹏年，还有到法国当华工的父亲任玖湘。任家的兴衰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这些人的表现起起伏伏，在这其中，对任质斌起到直接影响的有两个人物：祖父和父亲。从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提供的《任质斌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任鹏年是一个出了名的勤劳苦干、善于钻研的人，掌握着一整套染制技术。他在县城南关开了一家染坊，任质斌在少年时代经常听到长辈们夸赞祖父的高超手艺和钻研精神，都说他不单是染行的活计样样做得考究，而且还会用一种“红花”染制出非常漂亮的红布，在即墨城乡特别受欢迎。

靠着染坊，有积蓄有一片房屋，任家衣食无忧。在当时，任质斌也是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高富帅，但偏偏德国人侵占青岛，从国外引进来的各种洋染料严重冲击着中国传统染业。任质斌晚年回忆：“洋货技术高，成本低，价廉物美。这样我祖父开的染坊就不行了，价钱又贵，颜色没有人家的好看，所以销路就被堵塞了。干了几年，不行了，最后破了产。”破产后，任玖湘去青岛谋生，八年后娶妻成家。1915年7月17日，儿子降生了，他的到来让任玖湘欣喜，同时也让他陷入忧愁中，此时的任家已经到了快吃不上饭的贫困地步，拿什么来养活儿子?任质斌两岁时，任玖湘做了个决定，去法国当华工。只是这一走大半年杳无音讯，再加上不断有华工船被德军击沉的消息传来，任质斌的母亲陷入崩溃边缘，她抱着任质斌走到森林里，将绳子搭到树上……“俺娘!”“俺娘 !”任质斌大声呼救，才引人到森林里救下母亲。这是任质斌最早的人生记忆之一，全由苦难和绝望、哀伤构成。

3岁那年，父亲的消息随着来信和汇款一起来到。从这一年起，全家人的生活才开始有所改善。直到任质斌6岁时，父亲从国外归来，他终于见到了这个每天在脑海中想象千百遍的父亲。

全家人搬到了劈柴院

父亲回来了，任质斌终于有机会可以去学习了。那时新式学堂已经兴起，但任玖湘还是坚持把他送进了私塾，并在家里供奉着孔夫子的画像，让他每天上学前向画像行礼。

可能是受到家庭、生活环境影响，小时候的任质斌安静、沉稳，没有天真烂漫也没有撒娇，话很少，喜欢自己坐在那里，思考各种不属于他这个年纪该想的问题。比如在他十岁那年，全家人搬到了最为热闹繁华的青岛劈柴院，父亲在这开了个小杂货铺。住在这栋西式的二层小楼上看着下面的闹市，他竟然问父母：“人为什么要活动?活着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让父母吓了一跳，让他别再乱想。可任质斌就是喜欢关注这些东西，越看不懂越努力去想。

已经有了一定经济能力的父亲，将任质斌送进了很多人羡慕却读不起的教会学校。那里有明亮的教室、与私塾完全不同的授课方式以及各种音乐课、医药室、阅览室等，这既让他感到新鲜，又让他痛苦，教会的思想与他坚持几年的封建思想每天都在作斗争，他不知道应该坚持哪方面，于是一头把自己扎进了阅览室。在那里他开始接触政治类书籍，看到了祖国的软弱，帝国主义的强大，他愤怒、焦灼却又无可奈何。再加上当时发生的“青岛惨案”，路上张牙舞爪的日本兵等，都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冲击。终于在1927年7月，12岁的任质斌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选择，放弃教会学校进入私立青岛大学附属中学班。

初中毕业后，父亲早就给他规划好了人生，去学面点，将来肯定能养家糊口。而此时，任质斌的内心早就往北平飘去了，他要去他一直向往的北平平民大学，去见他的偶像、著名报人邵飘萍。但他不知道，邵飘萍已经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了，现在的平民大学也不是他在书本上看到的样子，于是他退学，开始自修……

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共产党的，也不知道他从何接触?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32年，他正式成为一名共青团员，1934年入党。他的军旅生涯正式开始了。

曾任《红色中华报》秘书长

1964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到安徽视察工作，省委书记向少奇同志介绍几位到场的省领导，当介绍到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质斌时，少奇同志笑着说“我认识他，他叫‘红色中华’。”

红色中华，这是任质斌军旅生涯中的重要一笔。什么是红色中华?任质斌长子任全胜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红色中华’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报》的统称，当时报、社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当晚，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并发布新闻 ;《红色中华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的前身。”

1933年，任质斌被调到《红色中华报》，主要搞专访和编辑工作，后来成为秘书长。因为他经常到中央局、中央军委、中央政府和全总苏区执行局采访和收集领导人专题文章，所以能见到中央的各级领导。中央领导有时开玩笑“哦，我们的‘红色中华’到了，今天分派什么任务给我呀?”

当《红色中华报》编辑受到重视，但当时整个办公环境可不行。据任全胜介绍：“1933年，报社是和苏区中央局(即中共中央)共一个伙食单位 。当时苏区的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差，蚊子、苍蝇对人们威胁很大，最常得的病是痢疾、疟疾和生疥疮。报社的几个人经常轮番发疟疾和生疥疮。有一次任质斌生疥疮，从身上一直长到屁股上后来还烂到腿上，流出的脓血粘在裤子上，一走路便钻心地痛。但由于人少事多，又要下部队、跑机关采访 、征稿，屁股上有脓包不敢坐，采访时就站着作记录，回到报社趴在床上编写稿子。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找军委卫生部贺诚部长要了一支606注射液才逐渐痊愈。”

据了解，在《红色中华报》工作过的同志中，任质斌工作的时间最长，经他参与编辑出版的《红色中华报》达150多期。

唯一一位参加长征的青岛本地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非战斗人员和干部获准随军西行的甚少。《红色中华报》获准随军长征的，仅任质斌一人。而且他的长征经历也跟别人的不同，得一路走一路宣传一路办报。

一提到长征，很多人都会先想到两个场景：爬雪山、过草地。对这两个地方，任质斌有自己的亲身感受。

宋霖主编的《任质斌传》一书中记载：“1935年旧历六月初六，任质斌二十岁生日，他在翻越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中度过。这里四五千米，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任质斌极度消瘦，他大口大口喘着气，顶着呼啸的北风，狂舞的雪花，艰难前进，太累了就在雪地里爬行。”

任质斌还回忆了一件惨烈的事：“部队在爬山中途站着休息一会，有个同志离开队列到一边去解手，部队休息完了继续前进，我跑过去喊他快走，那个同志蹲在那里说不出话，只是表情僵硬地冲着我笑，我把他搀起来，刚一松手，他就倒在雪地上死了。”

爬雪山，难!过草地更难，回想在草地中的六天六夜，任质斌晚年回忆：“一望无际的草原，树很少很少，草长得近一米高。我们八九月从那里过，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下雨，草地都是湿的。还有很多的暗沟被草遮了起来，人要是踏上去就很危险。草地没有粮食，带的干粮吃完了，就吃草地上长的一种野蒜。雪山六十里路以内没有人家，六十里路以外才有很少的人家，草地呢，就根本没有人烟。”

这只是任质斌亲身感受的点滴记录。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告诉城市信报/信网记者：“任质斌，是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青岛本地人。”[编辑：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