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泊是提督楼首位主人 青岛商人为他立功德碑

在总督官邸的事情上，特鲁泊确实有些铺张浪费了。但作为任期十年的胶澳总督，特鲁泊在青岛的作为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保住天后宫;建成海水浴场、跑马场、露天音乐台等旅游休闲设施 ;开建基督教堂，兴办德华大学;促成德国在济南设立领事馆、青岛礼贤书院学生可直接升入山东大学堂等。其中最关键的是，与山东巡抚周馥互相访问，使胶澳租借地与山东内地实现“由冲突到融合”。

德国官方的一份报告，曾这样评价特鲁伯和他在青岛10年的总督任期的工作：他为这块殖民地建立了在1900年的混乱之后，各种关系的新秩序，并且解决了为数众多，并亟待处理的难题。他的“伟大功绩”不仅在于建立了内部的行政结构，还在于通过有远见的步骤和对居民愿望的满足，赢得了不仅是欧洲人，同时也包括本地人的好感。

特鲁泊数次访问济南

青岛，被当时的德国称为“在阳光下的德国地盘”。自1897年11月14日占领青岛起，短短5年时间，先后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张人骏五位山东巡抚都不曾踏上这块殖民地半步。这也让当时的德国当局颇为烦恼。

可就在1902年深秋的一天，意外发生了，山东巡抚周馥竟然要访问青岛。在获悉这个消息时，特鲁泊颇感意外，他在致德国海军署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说，这是一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但很快，特鲁泊又陷入困惑，他为什么要突然来青岛呢?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心灵》一书中回忆：“(这里的中国通)发表见解说，巡抚的访问背后肯定另有企图，他是想对这块德国保护地来个精神上的占有。于是，殖民者都很紧张。”

就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中，12月5日周馥来了。特鲁泊“礼貌周备，供张颇盛”，双方沟通不错，而且促成了德国在济南设立领事馆、青岛礼贤书院学生可直接升入山东大学堂等利好。《胶澳志》称，周馥访青是德占青岛以来，“山东巡抚出巡胶澳之始”。

1903年3月，特鲁泊便趁热打铁进行了回访，他赴山东内地游历，并率员前往济南府拜会周馥。这次，周馥投桃报李，礼遇甚隆。刘宗伟在《1903：特鲁泊抵济访巡抚》中说：巡抚衙门不仅给特鲁泊之行所经州县下发专函“务必优礼相待以重邦交”，而且还制定了详细的经周馥认可的接待方案，“大帅批，此拟可照办”。这份接待方案，周密详实——从迎接、拜会、宴请、阅操乃至参观、游览、送行，整个流程环环相扣;而且，拜会和游览的时间、地点、宴会作陪人员等均一一明晰、落实到人。

这是特鲁泊第一次到济南，这次回访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所以青岛开埠第一份报纸、创刊于1901年的《胶州报》，先后推出《帅节将行》、《都帅行辕记事》、《颂不忘君》、《都帅游历纪程》四个主题，进行了连续报道。

特鲁泊回访的目的不用说大家都清楚，那周馥为什么会突然访青，这次事件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国海洋大学学者朱建君在《殖民地经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德占青岛(1897—1914)》一书中进行了剖析，开明的山东巡抚周馥对胶澳租借地采取“相维相制”的策略，既维持与德方的“友好”，又制约德国势力在山东的扩张、渗透。这一策略，鲜明地体现在1902年11月28日周馥的奏折中。

实际上，对于拟把青岛建成“模范殖民地”的胶澳督署而言，未尝不是在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况且，德人斥重资修建的胶济铁路、青岛港也需要山东内地这一庞大的经济腹地作支撑。共同的诉求在周馥和特鲁泊的示范互动下，产生了良好的递进效应。至1914年11月德国败于日本撤离青岛前，继任的五任山东巡抚中，杨士骧、袁树勋和孙宝琦均有青岛行踪。期间，特鲁泊也数次访问济南。

诸多史料显示，1907年3月，特鲁泊再访济南，拜会杨士骧。一个月后，杨士骧赴青岛回访，与特鲁泊会晤，并一起出席三江会馆开馆仪式。在特鲁泊陪同下，他还专程考察胶澳海军修船厂、“皇家造船厂”，惊叹于德国先进的造船技术。1910年5月，孙宝琦赴宴总督官邸，因为曾任清政府驻德公使、熟悉德国政体政要、风土人情，他与特鲁泊相谈甚欢。宴毕，还与特鲁泊一家在总督官邸西门前合影。同年11月9日，特鲁泊访问济南，孙宝琦隆重接待……

在双方友好对话机制下，青岛与山东内地的贸易关系得以加强，胶济铁路一批城镇、商埠和特色产业带崛起。

青岛商人为他建功德碑

有人说，是特鲁泊的机遇好。如果周馥访青这事放在其他总督身上也一样能做好。这倒未必，毕竟几位总督的行事作风完全不一样。

第一任总督卡尔·罗森达尔，任期太短留下的特点不是很明确。只知道，在他任期内，驻青德军曾侵入胶州和即墨，他还着手青岛要塞规划和建设。第二任总督保罗·叶世克的标签明确：上任三个月后，抵制胶济铁路修建、矿山开采 、宗教传播的乡民与“拳民”(义和团)汇成一流，兵戎相见、血腥镇压，成了叶世克的新使命。由此，他留下个刚愎、凌厉、动辄以枪炮解决争端的喋血军人形象。

而到了特鲁泊，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将青岛建设成一个具有“商业贸易自由和职业自由”的殖民城市方面。所以，在他到青岛的第三年，也就是1903年，便建成了包括海水浴场、海滨旅馆、跑马场、露天音乐台等一系列旅游休闲设施，吸引了大批欧洲游客前来，为青岛赢得了“东方瑞士”的美名。

有论者认为，特鲁泊任胶澳总督十年，与山东巡抚及地方官员建立对话机制，“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由冲突到融合的人物”。期间，青岛实现了由军事中心向贸易中心的转变，德华大学、基督教堂、观象台新办公和科研楼等一批文化科技设施开建。这一点的确如此，1905年6月，他在回答《每日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这样说，“德国并不谋求在胶州湾建立一个强大的要塞。它仅只是在同日本发生冲突情况下服务于战争，而且即使在那时，由于日本就在邻近，也将不会保卫得很久”。青岛作家李明在《总督特鲁泊》一文中是这样进一步阐述的：“特鲁泊认为，德国追求的是贸易，而在青岛这个向贸易、铁路和航运开放的自由港，一些特许权实质上适用于所有的投资者。他说，在他担任殖民地总督一职期间，他把欢迎外国企业到青岛投资视为一种光荣。”

鼓励贸易，确保了商人的正常贸易往来。再加上，当时有人要拆除天后宫，特鲁泊顺应民意将其保了下来。因为这些，他赢得了本地人的好感。

据文史爱好者王栋介绍：“为了纪念这位总督为殖民地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当时的华商总会自发集资在天后宫内为特鲁伯树立了一座功德碑。这座功德碑为传统的中国式样，碑首为龙头，中间有‘〇命碑’字样，碑体上书‘商民戴德’四个汉字，用以表达青岛的华商对其所在任期间所在工作的感谢。这座中国商人为卸任的外国管理者所竖立的纪念碑，不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是不是绝无仅有。如果不是，也应该十分少见。特鲁伯总督的功德碑，曾被长期竖立在天后宫的内院，直至德国在青岛殖民统治的结束，关于这座碑的命运，目前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日本占领青岛后，就将此碑推倒。也有说法认为，碑被推倒的时间，是在国民政府北伐胜利之后。”

干预德华大学事务遭解职

特鲁泊是被解雇的，解雇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上文提到的建造总督官邸的事，也有人认为，是德华大学的事。

那是1907年7月，德国海军署国务秘书蒂尔皮茨提出在青岛建立德华合办高等学校的设想，并希望立即按照“政治上的考虑去做”，在青岛“建立一个大型的教育机构”。特鲁泊去做了，两年之后，1909年10月25日，清政府与德国合办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德华大学)开学。

兴办德华大学是件大好事，也确实是特鲁泊的功劳。但此后他想管的事太多了，比如德华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基础科学教育，特鲁泊却从胶澳租借地实际出发，主张实行实用技能教育;制定校规时，教授们主张学校独立自主和学术自由，特鲁泊却企图施加更多的行政干预……这引起教授们的强烈反对，有人妥协了，也有一些不妥协的教授遭到解职，这引起全体教师抵抗，导致全体教师的罢教。

事情闹到蒂尔皮茨那里，他批评了特鲁泊，并以“他根本上反对这所学校”将其解职。1911年1月27日，特鲁泊晋升为海军上将，这可视为德皇威廉二世对其总督生涯的一个褒奖，也是对其遭解职的一种宽慰。

从1901年6月到1911年5月，特鲁泊在青岛工作了整整10年。除了两度回国度假和述职以外，其余时间均在青岛度过。在这期间，他的军衔也获得了稳定提升，1905年4月3日他成为海军少将，1907年9月17日成为海军中将，1911年1月27日晋升为海军上将。所以他被认为是四任胶澳总督中，任职时间最长、军衔最高的一位(其前后任均领校级军衔)。

1911年5月14日，特鲁泊告别青岛，乘“格奈森瑙”号巡洋舰返回德国，后来在被授予世袭贵族爵位以后退休。1931年，他在柏林去世，终年78岁。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宫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