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总理靳云鹏曾在青岛办公司 晚年皈依佛门

从清扫厕所、打扫马厩的小卒，到主政山东的地方大员，靳云鹏在北洋系中也算是“鲤鱼跳龙门”了。但政治这杯酒往往容易让人沉迷，凡是政治人物 ，得陇望蜀的心态总会特别强烈。靳云鹏在主政山东之后，仕途继续走高，两度出任国务总理。

因为这个总理，他受了不少闲气;也因为这个总理，他差点跟兄弟断了感情。直到晚年，他心灰意冷，皈依了佛教。

他擅长打“政治麻将”

上文我们说过，靳云鹏不是久居人下之人，官做得大了，渐渐就想撇开段祺瑞，“自立门派”。政治这趟浑水，不是只言片语能说清楚的。总之，发展到后来，靳云鹏名义上还是皖系的人，但跟别的派系也勾搭上了。他与直系首领曹锟为结拜兄弟，与奉系头子张作霖是儿女亲家。跟大总统徐世昌有共同的政敌，渐渐玩得风生水起。

为了各自的利益，直奉两系都支持靳云鹏上台。1919年11月5日，靳云鹏正式受命组阁，就任国务总理。他表面上对段祺瑞很尊重，所有阁务都请示后再实施，但实际上想摆脱皖系而独树一帜。上任不久，他以“济南血案”和侵吞军饷为由，将山东督军张树元撤职，改派自己的亲信田中玉接任。由于皖系的扩张，引起直奉两派的不安，于是组成八省反皖同盟，大战一触即发。靳云鹏进退维谷，不得不于同年7月辞职回家。这任总理靳云鹏干了不到一年。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段祺瑞通电下野，靳云鹏不仅没有受牵连，反而由于张作霖的力荐，于8月9日又一次出任国务总理，算来当了两任总理。

北洋时期的内阁政府就跟走马灯似的，一茬一茬换得特别快。倒不是因为民主，实在是因为这个总理不好当。靳云鹏当了国务总理，渐渐开始明白其中的滋味。且不说段祺瑞手握大权，经常在他面前摆臭架子，就说这些地方军阀就够他受的。当时各地军阀割据，孙中山又在广东搞革命，靳云鹏这个国务总理说了话，其实没几个人听。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靳云鹏有职无权的状况。1921年，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顾维钧送来一个报告，述及被英国代表侮辱，英国代表贝尔福曾质问：“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徐世昌看到这个报告时，便向手下表示：“现在是责任内阁制，一切当然由内阁负责。”靳云鹏听到这句话，气冲冲地说：“哪儿有责任内阁，只是徒拥其名，我做这个国务总理，用人行政哪一样不受到总统的干涉。”

这种无奈的情绪积累久了就要宣泄，靳云鹏堂堂一国总理，终于气得要骂脏话了。当时各省名义上都归北洋政府管理，因此还都向北洋政府索要军饷，不给就闹兵变。北洋政府又是个穷衙门，没有多余的钱。宋凤英在《北洋军阀靳云鹏的人生沉浮》一文中说：靳云鹏没办法，就请了张作霖、曹锟、王占元、曹锐等人开巨头会议。曹锟的四弟、直隶督军曹锐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不够公平。曹锐的话还没说完，靳云鹏就插嘴说：“四哥，你真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现在各省的国税都被扣留，还伸出手来向中央索饷，你来当当这个家试试，真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曹锐火了：“你当不了家就不当。”靳云鹏也站起来说：“我根本不要干，可是你没有资格说这句话。”曹锐把茶杯摔到靳云鹏身上：“你滚蛋好了。”靳云鹏跳着脚大声嚷着说：“我不干，我不干，我若再干这倒霉总理，就是王八蛋。”张作霖连连跺脚说：“糟了，糟了，赶快给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王占元两边斡旋，劝大家不要伤了和气。靳云鹏一气之下，把家眷接到天津，表示决心辞职。最后还是张作霖和王占元出面说和，一场暴风雨才算过去。

最后这个事情是怎么解决的呢?打麻将。靳云鹏擅长打“政治麻将”，在麻将桌上使劲儿输钱。因为这笔钱不是由他自己掏腰包，而由公款开支。同时还由财政部拨出30万元为大随员“吃喝嫖赌”。这一招还蛮生效，大帅们不好意思再谈索饷问题了。

就这么着，靳云鹏的第二任总理又干了一年多。在内外夹逼之下，靳云鹏实在是干不下去了。1922年12月7日，靳云鹏正式提出辞职，退隐天津。

“一人奶出两位总理”

退隐天津之后，靳云鹏做起了寓公，投身商业，做得还挺成功。据不完全统计，靳云鹏独家投资或合伙经营的企业有20多家，拥有资产6500万元之巨。他虽然嘴上说不再过问政治，其实要想彻底斩断政治念头哪有这么容易。稍有风吹草动，他还是会动心的。

先是1926年夏，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合战胜冯玉祥的国民军后，张作霖曾提出由靳云鹏第三次组阁的计划，因遭到吴佩孚的反对而夭折。再是1927年冬，张作霖在北京任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在研究组阁人选时，奉系老派人物如吴俊陛、张作相、鲍贵卿等力推靳云鹏担任，但实力派张宗昌、褚玉璞等人坚决反对，主张任用潘馥(潘复)，认为潘馥在筹集军饷上有办法。

说起来，靳云鹏与潘馥还算是有一番情谊的，这两人算起来是一个母亲养育。我们在上文提到过这个靠卖煎饼维持一家生计的坚强女人邱莹莹。原来，潘馥的父亲曾在河南任州官，其时潘馥出生，但夫人没有奶水 。恰巧靳母邱莹莹在山东家乡刚生下靳云鹗不久，因家境贫苦，被潘家雇来给儿子当奶妈。靳母于是随潘家到河南任所，精心哺养潘馥。据说邱莹莹在潘家当奶妈时，潘家曾遭受土匪刘三的绑票，在这关键时刻，她什么都没想，就用自己的亲生儿子靳云鹏替下了潘馥。刘三知道上当后，不但没有为难靳云鹏，反而被邱莹莹的大义之举感动，主动放了靳云鹏。

可就是这么深厚的兄弟感情，也被“总理”这个职位给搅黄了。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潘馥担任国务总理，组建了内阁，靳云鹏再次失去了复出的机会。为此，靳云鹏对潘馥恨之入骨，认为潘馥忘恩负义 ，常骂他是“小人”。因为靳云鹏的母亲喂养过潘馥，因此民间遂有了“一人奶出两位总理”之说。

潘馥只做了八个月总理，但靳云鹏与潘馥的关系却彻底破裂，这成了邱莹莹的一桩心事。据丁爱波《北洋总理们的山东遗产》介绍，1929年春，邱莹莹病危，在病床上对靳云鹏讲，你们兄弟不能和好，是为娘的一块心病。靳云鹏听了马上给在天津的潘馥发去电报请他速归。病危的邱莹莹看到两人握手言和才闭上了双眼。后来，人们在送葬队伍里，看到了披麻戴孝的两任国务总理，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佳话。

邱莹莹确实是个不简单的妇女。靳云鹏发迹后，邱莹莹也随之经常出入达官贵人门第，她见多识广，头脑灵活。每次袁世凯请吃饭，老太太必带四包礼物：“鸡蛋十个，豆腐四块，煎饼六斤，咸菜一罐。”而礼单上写的是：“吉子十个，都福赐快，坚兵禄金，贤才一贯。”据称，袁世凯必亲自点收，即席大嚼。有这样一位贤明的母亲，也算是靳云鹏的一大幸运吧。

他晚年皈依佛门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时局早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靳云鹏那颗从政的心也终于消停了。因为靳云鹏在北洋派中资格较老，其弟靳云鹗此时也已投靠蒋介石。蒋介石对靳云鹏还算礼遇，每年都赠与钱物。靳云鹏因此而得意洋洋，常向人夸耀。1930年，靳云鹏曾到浙江普陀山进香，路过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殷勤招待。回到天津之后，靳云鹏在和人谈起时承认自己落伍，并认为“北洋派”三个字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此后，靳云鹏转而吃斋诵经，皈依佛门，很少参与政治活动。1931年，靳云鹏开始到天津英租界的居士林去礼佛听经。他还在英租界内比尔道(今四川路)自家设立了佛堂。直系军阀孙传芳下野后，在靳云鹏的劝导之下，也开始笃信佛教。不久，靳云鹏和孙传芳集资改建居士林。1933年建成后，靳云鹏自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由于靳、孙的影响，居士林自开办以来，非常吸引人，参加者大多是社会上的达官贵人，一时入林者达到一两千人。可是，居士林后来发生了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副林长孙传芳被奉军将领施丛滨的女儿施剑翘(施谷兰)开枪打死，血溅佛堂 。人们望而生畏，一时不敢涉足其间，昔日车水马龙的胜地，变成了门可罗雀的僻境。

据说，靳云鹏主持居士林时曾发生过一件趣事。当时，居士林所在的胡同口电线杆上挂一盏大莲花灯，上书“南无观世音菩萨”七个字。天津市政府以其有碍交通下令拆除，靳云鹏闻讯后，派人持函晋谒市长张廷谔，请求保留莲花灯。张廷谔不但不予理睬，还宣称这灯有迷信色彩，即使不妨碍交通也得拆除，绝无通融余地。靳云鹏碰了硬钉子，气得脸色铁青，半晌说不出话来。凑巧，过了几天，蒋介石到北平视察，命令张廷谔请靳云鹏去北平会面。张廷谔接到这个命令，惊得目瞪口呆，万万没想到老蒋会主动提出要与这名失势的军阀晤谈，只好硬着头皮登门拜访。靳云鹏起初不搭理张廷谔，等张说明来意，便一拍桌子，对其破口大骂，直骂得张落荒而逃。靳云鹏仍不解气，对着张的背影继续大骂不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派人劝靳云鹏与日本人合作，组织华北伪政权，均遭到靳云鹏的婉拒。在民族大义面前，靳云鹏保住了气节。1951年，靳云鹏在天津病逝，终年74岁。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