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才”于式枚是李鸿章幕僚 清亡后隐居青岛

和其他同仁们一样，当辛亥革命到来，清廷这个“老东家”宣布破产后，于式枚也来到了青岛，成为逊清遗老中的一员。平时跟着李鸿章忙活没时间和别人聚会聊天，这下遗老们才真正见识到了于式枚的“才”和他的“怪”。

一场精彩的“青岛考验”

清廷传言，于式枚很有才!怎么有才?上文我们提到，张之洞夸他、李鸿章夸他，袁世凯也多次请他。1912年来青岛后，面对这些逊清遗老，连徐世昌也对他大加赞赏：“博极群书，文辞敏妙，善作谐语”“熟于史事及近代掌故，与人纵谈，如数家珍。有疑其误者，取书视之，不爽一字，乃叹服。”以至于有人要查宋代某帝某事，不去查《宋史》而来问于式枚，他一一答来，年月人物事件都准确无误。果真这么厉害?有人不信，偏要考考他试试。这一幕被青岛文史专家鲁勇记录在《逊清遗老的青岛时光》一书中，现场非常精彩：

有一次，有人在饮宴中突然发问：“京师宫中‘太和’、‘昭德’、‘贞度’三大殿的匾额是谁手写的?”于式枚故作吃惊的样子说：“这些事弟不知，敢问哪位大人知道?”席中无人回答，那人刚要取笑于式枚也有不知道的事。没想到，于式枚饮酒一杯，然后徐徐道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慈禧太后命更换三殿匾额，历经20多人书写，太后都不太满意，最后选中的是王法良所书。”

别人又问，这王法良是何人?于式枚说：“王法良，字弼臣，河北任丘人，出自书香门第，自幼习字，受书法家王斌指教。他仿苏帖，仿隶书都能形似兼神似。王法良写了一幅颜真卿的字，喷上黑豆水制成古札，送到(北京)琉璃厂荣宝斋，店东是专营书画的，没有看出是赝品，以400两银子收进。帝师翁同龢逛荣宝斋也没有看出是赝品，以500两银子购去。”

王法良到翁同龢府上赔罪，说是自己仿造的，翁同龢不信，他当场再做一幅，果然丝毫不差，翁同龢这才信服。当众人所书太后都不满意的时候，翁同龢推荐了王法良，果然他的书写慈禧太后十分满意。

事情前因后果，于式枚全都介绍了。众人听罢，连声赞叹，佩服于式枚的记忆力更佩服他的“才”。这下，于式枚在逊清遗老中的名气更高了。其实，像他这样的记忆力放到现在，也绝对是个“最强大脑”。

在青岛参与复辟清室

这是于式枚的“才”，那他的“怪”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鲁勇说：“青岛的遗老众多，但人心各异，分成帮派，大的方面说分复辟派和拥‘袁’派，于式枚一直主张复辟。”曾经恭亲王溥伟在青岛策划复辟清室时，于式枚就积极参加，在秘密会议上他还提出来：“乘贼(袁世凯)不备，用升允，南收川藏，建旗倡议勤王(保卫皇帝);西起回，东起蒙，并塞取关，附京师之背。传檄天下，贼世凯不足诛也。”恭亲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依然计划用张勋兵力，联合段祺瑞、田中玉。恭亲王给于式枚安排了个重要任务，他“善属文”，便让他起草檄文，准备在兴兵建旗之时广布天下。

于式枚文思敏捷，很快就起草好了讨袁复辟檄文，数清朝之恩，袁世凯之狼子野心，并需皇帝复位，亦可国泰民安。但这次复辟还没有起兵便流产了，于式枚写的檄文最终也没有发出去。

以他对复辟的决心，应该与拥护袁世凯的人相对立才是。但他不，跟谁都能做朋友，比如徐世昌，众人皆知他是袁世凯的好朋友，来青岛后也跟袁世凯一直保持着联系，但于式枚不仅同他一起游崂山还经常去他家里做客。让人看不出于式枚到底是怎么想的，感觉这人“怪怪的”。

还有一怪 。据说于式枚见人的时候一定要作揖，先合两掌，由顶至踵，成半月形。这种奇怪的作揖方式令人惊骇。另外有个人叫连仲甫，他转身很快，当时有人做了一个妙联说：“于式枚作揖一百八十度，连仲甫转身三十六秒钟。”于式枚非常善于“识人”，往往能用精警之言评论出一个人物的特色。他对自己同事的评价就是“乔茂蘐(学部左丞)口有独到之言，毛实君(陕甘都督)面有忧国之色”，评价得非常到位，为人称赞。

据说，于式枚在辞别袁世凯的书信上，用了两个称呼，在封面上写着“袁大总统”，在内函上则写着“慰庭(袁世凯字慰庭)四兄大人”。为什么用不同的称呼?于式枚在书信后面特别解释说：“封面是官样文字，所以要跟大家一样，不敢随便称呼。内函是私交，所以按照二十年的交情来称呼。”此等怪异之举，真是可笑。

怪不得有人说：“于式枚虽然高才博学，但是处事的行为非常诡异，经常会有些异乎常人的怪言怪行，所以有‘怪才’之称。”

在青岛遇到偶像林琴南

前面我们提到，于式枚主张复辟，但他不是个复辟老顽固，对西方思想并不排斥;于式枚经常跟着李鸿章出国，他会好几国语言，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翻译家。再加上他博学、好学，所以对西方一些名家作品也非常青睐。他还有个偶像叫林琴南(林纾)，是近代文学翻译大师。据统计，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达171种之多，包括了莎士比亚、狄更斯、小仲马、巴尔扎克、华盛顿·欧文等名家作品。其中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又名《茶花女》)、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又名《汤姆叔叔的小屋》)等风行全国。

巧的是，当于式枚在青岛寓居时，林琴南也来了。林琴南曾为刘廷琛等作画，于式枚来青岛后在胶澳警察署前购地筑宅，与刘廷琛是邻居，这样就促成了于式枚与偶像的见面。于式枚非常坦诚，说自己对林琴南的翻译作品非常崇拜，最喜欢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刘廷琛说：“于侍郎博闻强记，记忆力超过常人十几倍，能背诵你的译作。”林琴南不信，于是于式枚当场背了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拊天录》(林琴南译)中一段译文：

“今见艳色丽妹，安能不加颠倒?且行经其家，目其巨产矣。屋居黑基河次，依山傍树而构，青绿照眼。屋顶出大树，荫满其堂屋，阳光所不能烁。树根有山泉仰出，尽日丹穷。老农引水赴沟渠中，渠广而柳树，竟似伏流，汩汩出树而逝。”

于式枚闭目背来，一字不差，举座皆惊，林琴南视为知己。

看书、会友、饮酒，在青岛平平淡淡呆了几年，看着不断变化的形势，不善作诗的于式枚也忍不住留下笔墨。其中一首：燕齐迂怪逐波澜，张赵名豪竞射弹。几见神仙返东海，真成盗贼阻西山。丹砂不救苍黄劫，白日凭探赤里龙。一代乱源何处问，好迁豪杰实长安。

于式枚究竟是怎么死的?

《清史稿》中这样评价于式枚：“博闻强记，善属文。”“精力绝人，夜倚枕坐如枯僧。内介而外和易。”

这个说法非常客观，他有才有个性，外表看起来很好相处，跟什么人都能做朋友，但内在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但这份“外和”对他的学生袁世凯却做不到。他从青岛被袁世凯“请”到北京，又设法从北京逃走后，他给自己选了个最终养老的地方——江苏昆山，这里是一代大师顾炎武的家乡，这里安静、美丽，可以躲避世俗的纷扰。只是于式枚没能躲过去，1916年突然去世。之所以说突然，是因为至今他的死都是谜：一种说法是死于霍乱，还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派人毒杀。两种说法，王晓阳在《“清末怪才”于式枚与昆山》一文中都进行了解释：

一说死于霍乱。于式枚的好友，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陈散原(国学大师陈寅恪之父)，曾经写诗悼念他。诗中有小序，文字摘录如下：余自沪还金陵，君亦旋移居昆山。君居昆山病危，夜载小舟往沪，晌晨泊岸，卒于舟中。

意思是，于式枚是死于疾病。于式枚得病之时，晚上坐着小船往上海疾奔。第二天早上，船到岸的时候，已经死在船中了。当然，陈散原也认为：于式枚的死，和他对袁世凯的不满和痛恨是有关系的。诗中有句说：“自深幽愤疾，药物孰宜忌。”是说于式枚当时心中深藏着幽愤和对时事的不满，药物是治疗不了他的心病的。可见于式枚很有可能是死于疾病的。

一说被袁世凯毒杀。中国台湾著名文史专家高阳在《清末四公子》里明言，于式枚因为携带《袁皇帝起居注》没有归还袁世凯 ，还一再写诗讽刺袁世凯 ，最后被袁世凯派人设计毒杀。持相同看法的是于式枚的好友乔茂蘐 ，他听说于式枚从袁世凯那里逃走之后说过：“于式枚相差一百八十度，不难离本初之弦上矣。”意思是说，于式枚这一次逃走并且写讽刺诗，恐怕躲不过袁世凯的暗箭了。

不过，对于袁世凯毒杀这一说，有人从袁世凯当时的身份、为人处事进行分析认为不可能。关于袁世凯的许多公案，其实有争议的。袁世凯不会因为恩师的一个手记或者几句讽刺的诗就对恩师下毒手。袁世凯曾经把章太炎囚禁起来，好好招待，被章太炎当面破口大骂，但是袁世凯不以为然，依旧恭敬相待。以至于章太炎被释放后，也夸赞袁世凯有“肚量”。加上袁世凯称帝时四面楚歌，忧愤相继，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忌自己老师手里的污点证据。在举国反袁的浪潮中，袁世凯不可能个个毒杀，所以于式枚的死，对于袁世凯来说可能是一桩冤案。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宫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