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有个“怪才”叫于式枚。说他怪,因为他见人的时候一定要作揖,先合两掌,由顶至踵 ,成半月形 ;说他有才,因为他精通文史 ,擅长国学儒术,还懂好几门外语。别看他现在好像没多大名气,在当时可是个红人:张之洞说他“堪大用”,徐世昌夸他“博极群书”,在李鸿章幕府很多年,还有自己的专属小厨房……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让你感到吃惊,还有这么件事:于式枚经常变着法地讥讽袁世凯,袁世凯也不敢还口,为什么?因为于式枚当过袁世凯的老师,手中还握着一份他的“私人秘籍”。
单亲家庭长大的“怪才”
于式枚(1865年~1916年),字晦若,祖籍广西贺县(今贺州),后迁到四川营山县。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他跟着母亲,在单亲家庭长大。好在于式枚的母亲多才能,诗歌、书画和歌舞样样精通,更注重对他的教育。再加上于式枚天资聪颖、记忆力惊人,便给他找了个好老师。
潘茨宣在《晚清大才子于式枚》一文中介绍:“母亲将他送到番禺,就读陈澧为山长的‘菊坡精舍’书院。陈澧字兰甫,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及地理学家,晚年自题著作为《东塾读书记》,故学者尊称其为‘东塾先生’。于式枚有幸师从陈澧,更是加倍用功。他常常夜倚枕坐如枯僧,文章做得绝好,学业突飞猛进,学识与日俱增,成了‘菊坡精舍’的高才生。”此后的事,顺利得让人羡慕嫉妒恨:
15岁中举人,成为广西巡抚张树声的幕僚,专门负责文书机要工作。他勤劳能干,处理行政事务条理精当,撰写文章更没得说。紧接着,16岁考中进士,进翰林院成为庶吉士。青岛文史专家鲁勇告诉城市信报/信网记者:“于式枚还有个弟弟叫于式枝,学习也很棒,也在翰林院,因为兄弟二人‘枝’和‘枚’很相近,常常被人搞混了。”
又过了三年,于式枚经殿试任兵部主事,被李鸿章发现,点名到了北洋差遣,成为李鸿章幕僚。他在李鸿章手下主要负责什么?责任太大了。鲁勇说:“相传许多署名李鸿章的函牍(书信)、文札,实际上是于式枚的手笔。”1916年,由于式枚拟稿、李鸿章生前亲笔改定的函牍影印行世,书名《李文忠公尺牍》。
李鸿章专门为他设小厨房
除了起草各种重要文件,于式枚一直跟随李鸿章左右。也就是说,能看到李鸿章的地方一般都会看到他。
于式枚会说几国语言,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翻译家,李鸿章出使各国,都会将他带在身边。在这个过程中,于式枚慢慢有了自己的政治追求和见解。比如去德国考察宪政回国后,他在考察奏折中,转述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忠告:“宪政纷繁,须详细推求,且虑未必能合中国之用。选举法尤未易仿行。在中国因革损益,自有权衡,合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对于威廉二世的忠告,于式枚十分赞同。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设立“君主立宪制”,为当时落后腐朽的清政府寻找出路。
当然,跟随在李鸿章身边,也有让于式枚无奈的事。在甲午战争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召集群臣商议对日对策,恭亲王、翁同龢、李鸿章等都在。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念:“大清国光绪皇帝二十一年(1895年)一月十五日,旅顺被日军占领。十九日金州失守,日军开始侦察威海卫、荣成等地。本月底,威海卫南帮炮台被日军攻陷,形势危急。”议题只有一个:战还是和?众臣多主和,唯独于式枚主战。
他插话说:“其实日军在(荣成)龙须岛登陆后,由于天气严寒,士兵病倒者甚多,影响部队的作战行动,大批的侵略兵死亡,引起敌军内部人心惶惶,严重地削弱了战斗力。同时,由于日本国内发生霍乱和水灾,严重妨碍了其在大清的军事行动,正处于极端的窘困中,并且盼望着缔结和约。就连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也不得不承认‘内外形势,早已不许继续交战’。”
话已经说得这么透,商讨的结果还是求和。于式枚很不情愿地随李鸿章开始了一生中最不光彩的外交行动,到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下《马关条约》。
如果说甲午之战的失败跟李鸿章关系,他代表清廷去签字也理所应当的话,那当八国联军入侵,强迫清廷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又让李鸿章来当这个“历史的罪人”时,李鸿章可就不情愿了,但又不能抗旨,怎么办呢?据说于式枚给他出了个主意,在条约签押上做手脚。于是历史上留下了李鸿章这个奇特的签押:李鸿章三个字远看像是一个“肃”字,近看确是“李鸿章”三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清廷给他的赐号是肃毅伯,他不愿意用自己李鸿章三个字承担这个骂名,所以写了一个像“肃”一样的字,用清廷给的赐号完成清廷交给的任务。
于式枚确实机智,之后他历任邮传部侍郎、礼部侍郎 、吏部侍郎。《清史稿》称,“张之洞遗疏荐式枚堪大用”。当年,李鸿章还单独给于式枚设小厨房,这是何等看重他!
让他三尺又何妨
尽管受到朝中大臣的称赞,又经常出入清廷见慈禧太后,但于式枚没有得意忘形,在官场上他始终保持着理智,正是这份理智让他“修书免诉讼”的佳话广为流传。 在于式枚的老家四川营山县,除了于氏家族这种本土家族外,很多人是从外地移民来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便是禹王宫,系两湖永州、衡州、长沙等九府移民共同建立的会馆,其移民占籍人数为营山全县之冠。可偏偏,当地最强的家族和移民最大的会馆干起来了,原因很简单:就是一堵墙 。我们来看看营山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的文章《营山三尺巷与名士于式枚》中的介绍:
这禹王宫与于氏祠堂,因为一墙之隔,于家出行不便,于是要求对方拆墙。禹王宫会馆虽然朝里无官,但人多势众。一个有钱,一个有势,双方为一堵三尺之墙,由吵骂发展到打官司。先告到县衙,七品县令不敢升堂;又告到府里,知府久不传案;后来告到省里,也不了了之。野史流传,禹王宫会馆的九府人为了显示人多钱多,曾在一个赶场日期,在东南西北四大城门各放一谷箩,凡是两湖入籍的九府人进入城门者,必须放两枚铜钱在箩内。一天就装满了四大谷箩,以此作为招募武士、购置武器以及集会、诉讼的备金,与于氏祠堂相对抗。
于氏族长们则采取搬泰山以压社稷的办法,数次派人送信上京,企图借于翰林之势,拆墙占地,显示威风。族人只等于式枚点头,一触即发的宗族大搏斗迫在眉睫。等来等去,于式枚的回信来了:“千里修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四句话让族人们哑口无言,此事传到禹王宫会馆,大家被于式枚的深明大义感动,也愿重修旧好,共建家园。自此两族人捐弃前嫌,相友通婚,再也没有纷争。
那么,这堵墙到底长什么样?可以说,这堵墙其貌不扬,就是一堵高3.5米,长46米,厚32厘米的古式方形砖墙。
偶然成为袁世凯老师
十几年的时间,于式枚都一直在李鸿章幕府内,见李鸿章见的人、听李鸿章说的事。直到有一天,一位落魄的年轻人来到李府,李鸿章将其交给于式枚,让他跟着于式枚写文章,此人便是袁世凯。因为李鸿章的好心,于式枚忽然变成了袁世凯的老师。那么,这个学生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作者王晓阳在《“清末怪才”于式枚与昆山》中的介绍:
《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里记载:袁世凯不读孔孟,年少轻狂,行为不端,多有丑陋,与子曰诗云格格不入。于式枚很难管教他。但是于式枚具有超众的知人识人的才能,他看出袁世凯胆略过人,敢作敢为,将来必然是一个乱世枭雄般的出众人才。于是给他专门制订了一个本子,上面写着《袁皇帝起居注》。他每写完一条,都要拿给袁世凯看过,并且在同僚宴会的时候,每逢袁世凯到场一定大呼:“袁皇帝到了!”于式枚的意思,就是告诫袁世凯,你如果不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等到将来你为人首领的时候,你的恶劣言行就会被人耻笑,以此逼迫袁世凯听话守规矩。
后来,袁世凯真的当了“皇帝”,当初这个本子成了他的心头大患。想尽办法,要么直接把本子要过来,要么就把本子和人一起留在自己身边,免去后顾之忧。除了这一点,当时袁世凯正是用人之际,于式枚又有能力,袁世凯多次向他发出邀请:让他当清史馆副馆长,拒绝;请他来做参政院参政,又拒绝。
于式枚不来,袁世凯就派人把他“请”到北京。到了之后的日子如何呢?王晓阳是这样描述的:于式枚到北京之后,袁世凯经常宴请他,还派亲信陪他游览北京城里城外的寺庙,拜访北京的故朋旧友。期间,袁世凯多次以高官厚禄引诱于式枚“出山”。于式枚感到不对劲,连忙假装要到寺院游玩,却趁人不备逃走了。逃亡之际还不忘捉弄一下袁世凯,写了一封书信,大致意思是说:“参政这个官位不适合我的性情,谢谢你的好饭好菜,山珍海味,我吃饱了,也花了你不少钱,作为弟子你对为师的回报已经如千尺深潭,足够了!我就走了!”
于式枚对袁世凯为什么这么不待见?就算不看当初师徒一场的缘分,也得给这位“皇帝”个面子吧。可他偏不,还讥讽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却又假惺惺地装出一副不知情的可怜相,实在可憎可恨。
其实,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道不同不相为谋。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徒弟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手里的那份“私人秘籍”究竟是“保命符”还是会惹来杀身之祸?且听下回分解。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宫岩[编辑: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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