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羲是李鸿章侄子 辛亥革命后曾到青岛避难

江苏路8号是一座古朴的老楼，楼身方正，还有一个俄罗斯式的塔楼。这座楼的建筑面积不大，但很精致，虽然历经岁月洗礼，仍难掩当年的峥嵘。在青岛，这样的老楼里总会住过几位名人，此楼也不例外，他曾经的主人名叫李经羲。

李经羲，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有着非凡的家世，也有着复杂的性格。和清末民初不少响当当的大人物打过交道，其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进程。他曾主政云贵，也曾出任国务总理。蔡锷和朱德都是他的好学生，袁世凯和张勋是他的好友。看看他的好友名单，你会对他不感兴趣?对了，他还是李鸿章的侄子。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李经羲。

对朱德、蔡锷有知遇之恩

李经羲(1859～1925年)，安徽合肥人，字仲山，又仲仙，号悔庵，又有仲宣、仲轩、宓生等称，晚号蜕叟。李鸿章弟李鹤章的第三子，清朝最后一任云贵总督。

李经羲早年的资料能查到的很少，不过我们可以从其伯父李鸿章的行事风格上略窥一二。作为晚清的栋梁大臣，李鸿章兼具守旧与开放的两面性，一方面以朝廷股肱自居，一心扑在挽救帝国危亡的事业上，另一方面又深感时局变化无常，身体力行地去尝试许多新鲜事物。李鸿章自嘲为清帝国的“裱糊匠”，粉饰着这个腐朽大厦的外貌，他的从政风格自然也影响到家族后代。

李经羲早年做过道台、布政使，后来也出任过一省巡抚，从政生涯稳中有升，但也绝非平庸之辈。看他早年的奏章，我们仍能发现伯父李鸿章的些许影子。他在广西巡抚任上，多次上书朝廷，商讨边防剿匪事项，力求保大清一方太平。遇到君主立宪的大潮时，思想又很开通，要求对旧制度做出适当的革新。如他于宣统二年上《云贵总督李经羲奏云南第四届筹办宪政情形折》，里面列了八项，涉及地方自治、财政的预算决算、地方司法体系的建立等内容，不少提法现在看来都不过时。

他的这种既保守又开通的风格，在主政云贵时期体现的最明显。1909年2月，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此时距离清朝灭亡只有三年。在任上，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开办了云南讲武堂，并兼任讲武堂总办。他曾对学员们宣布，他云贵总督可以不做，但讲武堂不可以不办。这个讲武堂由李根源任协办，由清廷出钱举办，与天津讲武堂和奉天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后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也正是在这所讲武堂里，一大批推翻清朝、甚至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官被培养出来，我们说说其中两个著名人物，一个叫朱德，一个叫蔡锷。

对朱德，李经羲有知遇之恩。宋路霞的《李鸿章家族的上海轶事》中有这样一件事：朱德早年家贫 ，来报考讲武堂时，因无川资，就迈开双脚，从四川一直走到了昆明。到讲武堂时报考时间已过，门卫不让进，朱德便与门卫大声分辩。适逢李经羲那天正在讲武堂巡视，闻其声派人前来查看。当知道此人是从四川步行到昆明来求学时，料其将来必有大作为，于是当场决定，破例录取。朱德后来多次跟人提起过此事。

对蔡锷，李经羲不光是知遇之恩，可以说是特别对待了。当年蔡锷不得志时，是李经羲把他弄到广西，给了他良好的发展机会;他受广西革命党人排斥之际，又是李经羲把他召到了云南，并且顶住种种压力，请朝廷任命他做了协统。蔡锷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革命活动，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有人提醒他：“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他也置若罔闻。蔡锷身处困境时，李经羲还资助他500块银元，并收过他的门生贴子，甚至将人家揭发蔡锷反朝廷的密信拿给他看，劝其谨慎从事。

一方面想要挽救清帝国的生命，一方面又不忍心对革命党痛下杀手，这或许就是李经羲的矛盾性格吧。

他为啥不做云南都督

其实不光是李经羲，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地方大员不少都是在镇压起义和纵容革命这种“夹缝”中求生存。因为大家意识到，清帝国已经烂到根子里了，可既为地方官员，又不能尸位素餐。真要是革命来了，对他们来说，倒是种解脱。

1911年10月30日，酝酿已久的云南起义爆发，李经羲终于不必承受“煎熬”了。1911年11月1日，云南军政府宣布成立，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院长。身为起义军领袖，蔡锷并没有狂热到不念旧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新宇在《蔡锷的情和义》一文中称，蔡锷首先想到的是动员李经羲参加起义，请他做云南都督。但是，李经羲坚拒，说：“身为朝廷命官，岂能以下犯上?”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如果杀掉李经羲，后来的教科书可能会称赞他的“革命大义”。人们也不会说他什么。但是，蔡锷却不忘总督大人对他的恩情。因为革命，就与恩人刀兵相见?蔡锷做不到。但总督府必须攻打，怎么办?发动攻势之前 ，蔡锷先请人去总督府把李经羲带到法国领事馆避难。总督离开之后，才向总督府开炮。起义成功之后，蔡锷再次请李经羲出来主持云南大政。李经羲顾念皇恩，不肯改变立场。蔡锷只好把李经羲全家送出云南。据当事人回忆，李经羲是坐着轿子去车站的。蔡锷当时已是云南军政府的都督，却跟着轿子步行，一直把总督送到车站。为了防止意外，他又派了一连士兵随车护送。这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实在是一段佳话。

李经羲离开云南后，经过越南、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刚下火车站，就被革命者的军队强行剪去了辫子，这还引出一段趣闻，我们后面会提到。当时上海是革命的中心，李经羲在这里毕竟不自由，于是他和不少逊清遗老一样来到了青岛。

也正是在青岛，李经羲收到了袁世凯的橄榄枝。原来当时袁世凯靠耍手腕获得了民国大总统的位置，眼见一批遗老天天要复辟清廷，骂他是“曹操”、“王莽”，实在受不了，于是从这些遗老中选出几个来装点门面。李经羲被封为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

一条辫子断送了前程?

尽管对袁世凯的种种行为有所不满，可李经羲并非遗老中的死硬分子，非抱着满清宗室的牌子不放，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期间，他一直活跃在仕途。

倒是因为清王朝的复辟，让他起了退隐之心，说来有些蹊跷。

这事儿要从“府院之争”说起。时间来到1917年，袁世凯去世才一年。郎早正、郎章正在《李经羲：乱世中的“短命总理”》一文中介绍：黎元洪任总统后，与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在府院关系、制宪及对德宣战等问题上矛盾尖锐。1917年5月28日，黎元洪为排除段祺瑞的势力，特向国会提名李经羲为国务总理。黎任命李组阁，是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因为李经羲也一向注意与北洋将领的关系，且他在云贵总督任时，张勋是其下属，并获得众参两院的通过。当时北京内阁更迭必须取得各省督军的贺电，才敢登台，否则这个内阁就站不住脚。

5月29日，跟段祺瑞关系密切的倪嗣冲首先宣布安徽独立，随后河南、浙江、山东、山西、奉天等省纷纷宣布独立。在一片反对声中，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不敢进京就职。在黎元洪的一再催促下，李经羲提出必得有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迫不得已，黎元洪接受张勋进京调停的建议，并被迫于6月12日解散国会。6月14日李经羲在张勋陪同下乘专车到达北京。6月22日才通电正式就任国务总理一职，同时兼任财政总长。然而张勋的意图在扶持清室复辟。7月1日，张勋等人在养心殿叩见清逊帝溥仪，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身为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未曾表示反对，也未捞到任何好处。在7月2日化装成运煤工人，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东头的“水门”逃出，乘上火车直奔上海，被世人称为“五日京兆”。李经羲国务总理任期在理论上从1917年5月28日国会通过到7月2日止是35天，实际在任不到10天。

因为李经羲是和张勋一起进的北京，加上张勋是这场复辟的主谋，外界自然对李经羲泼了不少脏水。当时的小说家天忏生曾撰《复辟之黑幕》，讲述了一些笑话和掌故。比如说：刚做了几天内阁总理的李经羲得知复辟消息后，急忙来找张勋，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且未曾安排自己任何职位!张勋笑道：“莫怪，论你资格，当然有做宰相尚书的希望。不过呢，你的前程，生查查是被没有一条辫子断送掉了，我替你着想，委实有些不值得。”张勋初到上海时丢的辫子，在这儿成了短板。

但查阅史料，李经羲对复辟还是反对的，材料见之于其堂弟兄李经方和李经迈给张勋上书支持复辟时的信。这封信中附带讲：“再经方、经迈与仲轩(李经羲)手足至亲，闻其以一人之私阻挠大计，实所愧耻。其身败名裂不足惜，如天下公愤何!我公爱人以德，幸勿为先文忠(李鸿章)贻门户之玷。合并密陈。”以示划清界限。说李经羲“以一人之私阻挠大计”，实际上说明了他不支持复辟的态度。

张勋复辟发生后，黎元洪逃入荷兰使馆中，李经羲亦避居江朝宗私宅，于第三天以炭灰涂面，“载煤一车自为御者，于一鞭残照中赴津。”乘上火车直奔上海，真正尝到了“五日京兆”的滋味。或许是受够了政坛上的尔虞我诈，再次来上海的李经羲，已是心灰意冷，从此再无出山之意。特约撰稿 田野[编辑：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