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间谍宗方是中国通 曾来青岛采访恭亲王

宗方小太郎对中国情报掌握全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接触人员复杂，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均有接触;二是判断准确，在他的情报中，不光有精密的分析 ，各种情况的梳理 ，还有对于形势的预判，各种判断甚至惊人准确!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活动的这段岁月，青岛也是宗方小太郎落脚的地点之一。在这里，他频繁地跟晚清遗老接触，有一次还差点落网。

曾以记者身份采访恭亲王

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青岛成了清朝遗老遗少的聚集地，他们经常共谋清室复辟大计，与张勋以及遍布各地的“宗社党”成员遥相呼应。1913年，宗方小太郎来到青岛，化名为宗方荣，调查遗老和“宗社党”的复辟活动情况。

据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史料记载，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军部报告说：“在青岛居住的‘宗社党’主要人物有恭亲王溥伟、吴郁生(前军机大臣)、张人骏(两江总督)、吕海寰(兵部尚书)、于式枚(邮传部侍郎)、刘廷琛(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周馥(两江总督)……以上除徐世昌、洪述祖、李德顺外，均与恭亲王密切往来。目前在青岛大兴建筑，前清大官、宗室为购买土地作永久居住的打算。”能看出徐世昌、洪述祖、李德顺跟溥伟之间的矛盾，说明宗方小太郎的眼力还是很深的。除了宗方小太郎提到的外，尚有前清直隶总督陈燮龙、前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以及大臣载沣、那桐等人。青岛聚集的前清官员最多，官阶亦最高，是前清遗老最为集中的地区。

岛城知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在《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一文中说：宗方小太郎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恭亲王溥伟，在报告中写道：“气宇不凡，诚意动人，晤谈时端坐正式，面无笑容，言不及它事，神态严肃，实满清亲贵中突出的人才。”宗方在综合调查到的情报后，得出结论：“宣统复辟运动的根据地在青岛和上海。在青岛以恭亲王为中心，前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前御史王宝田等为之热心提倡。”

宗方小太郎间谍活动败露还要归功于一人，这人就是张士珩。张士珩和宗方小太郎两人之间的恩怨要追溯到甲午战争时期。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凭借李鸿章的关系当到了北洋军械局的总办。甲午战争前夕，宗方小太郎和女间谍春野缨子(一说和珅的孙女、迎和春)来中国打探情报，宗方化名田玉贵，春野缨子化身为落魄家族的大家闺秀，被卖到高档妓院 。春野缨子因为漂亮、多才多艺，得到了高官富商的赏识，张士珩就是其中之一。张士珩为春野缨子的美貌所倾倒，为其赎身，并娶为侧室。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向威海刘公岛发动进攻前，宗方小太郎和春野缨子窃取了北洋水师的军事部署。

甲午战争结束后，宗方小太郎受到了日本天皇的表彰，而张士珩则被免职。应该说，张士珩对宗方小太郎可谓是“印象深刻”。鲁海先生说，巧的是，张士珩后来也到了青岛，并住在曲阜路。有一天，宗方小太郎在街上遇到了张士珩，张士珩扭送他到官府，但是德国当局并没有处理，当场释放了宗方小太郎。宗方被释放之后，便离开了青岛。

和康有为在日本会面

除了清廷的一帮遗老，宗方小太郎还和另一位跟青岛大有关系的名人有过交往，那就是康有为。康有为晚年在青岛定居，去世后也埋葬在青岛。他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宗方小太郎和他又有什么联系呢?

其实，早在戊戌变法之际，宗方小太郎就和康有为 、梁启超有了联系。甲午战争后，宗方小太郎重返中国，于武汉筹办《汉报》。他提出创办此报的目的有三：一是介绍日本之实情于中国之官民,，以令其信于我;二是明唇齿相依之义，行一脉相承之实;三是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维新之气象。历史有时很复杂，不得不承认，戊戌变法中极力支持康梁的往往不是本国民众，而是外国人。单从第三条目的来看，宗方小太郎和康、梁之间也许就存在某种默契。

宗方小太郎经营《汉报》四年，按他自己的说法，“开发中国之风气，鼓舞中国之市民，振作政治教育，劝兴农工商务，使中国四万万之民脱欧人将吞之虎门，以欲全同文同种同洲之义务天职”。这当然是他的自我标榜之辞。奇怪的是，梁启超也盛赞“在圣主幽囚，新政堕堕，内地报馆封禁无存”的时候，“《汉报》以日本人之力，疾呼于汉口”，成为“日报之卓卓者”。据阳美燕《汉口乐善堂据点与汉报》一文称，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说此报“误信康党之谣言，而不知康党之陷中国于危难之深渊”。该报因报道、言论触犯时忌，被张之洞查禁后以3000两白银买下，收归中国人所有。《汉报》至此(1900年9月30日)闭馆，历时4年零7个月。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1898年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在东京访问了刚刚逃亡至此的康有为及其同党唐才常。此时两人才得见面，康有为因为刚刚在戊戌变法中失利，显得有些激动。历史研究者谌旭斌曾对此事有过记述，会谈中，康有为曾“频频乞求援助”，欲求日本政府出兵，助其灭掉慈禧政权。据宗方小太郎日记记载：“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为了打动宗方小太郎，骗取日本政府出兵，康有为在谈话中大撒其谎，声称自己手下有上万名上流社会子弟兵，且能得到地方实力派人物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人支持，推翻清廷并非难事。据宗方小太郎日记记载：“康称：南学会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势力实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之响应云云。”康党在湖南所办之“南学会”，梁启超曾自诩为“众议院”。其规模，据日人平山周戊戌政变后调查，列名之会员人数，总计约1200余人。但该会存在不足四月，开讲也只有十余次，且列名会员多是奔陈宝箴(巡抚)、江标(学政)、黄遵宪(按察使)等人之名而来，而陈宝箴对康有为甚是反感。可见康完全是在虚言蛊惑宗方小太郎。当然，宗方小太郎也是久经世面之人，并没有上康有为的当。

他的报告读来令人击节慨叹

宗方小太郎没有盲目听信康有为的鼓动，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清廷有自己的判断。而且这个判断早在数年之前就已经做出。

笔者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宗方小太郎其人，曾详细阅读了他的部分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宗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之深。抛开民族恩怨不谈，客观地讲，宗方小太郎对于中国的分析，至今都是发人深省的。

宗方小太郎最著名的两份报告分别是《中国大势之倾向》和《对华迩言》，写于1894年。在这两份战略报告中，宗方小太郎对晚清政治社会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当时清政府正在进行“洋务运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体西用。在世界上也是声誉日隆，隐隐有大国崛起之势，并且海军势力迅速增加，还从国外购入大型铁甲舰，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可宗方小太郎并不看好晚清，其原因有二：一是晚清上下腐败已达极点;一是全民丧失信仰。

《绝版甲午》的作者雪珥先生曾记录了宗方小太郎的论述。关于全民腐败，宗方首先分析清廷的年财政收入。当时清廷每年税收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为什么会如此之少呢?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和全民腐败相伴随的是国人信仰的丧失。中国原本是个礼仪之邦，但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到晚清之时已经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去，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由此而造成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宗方小太郎由此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晚清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清朝“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十六年之后，清政府亡于武昌起义，随后国家陷入军阀割据时期。不幸被宗方小太郎全部言中!

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