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曾刺杀载沣,想当烈士后来为啥成了大汉奸
汪精卫是中国近代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亦是近代史上最为复杂的矛盾综合体。此人美姿色,以至于胡适曾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胡适)也爱他”。此人私德为人称道,曾自己要求“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 、不纳妾、不吸鸦片”,除第一项之外,均身体力行。然而,此人后来成为民国第一大汉奸。蒋介石骂他“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蒋介石日记》)。本期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汪精卫。
刺杀载沣,想要当烈士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1883年出生于广东三水,后以精卫为笔名,因此历史上多称“汪精卫”。汪氏青少年时期有两个背景对他性格及今后行事产生影响:其一,他在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只得跟随同父异母长兄生活,这就造成他“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性格;其二,他生于书香世家,又熟读儒家典籍,1901年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第一名考取秀才,这使得他有着极好的文笔,又受“忠恕”影响很深。
青年汪精卫能够引以为豪的一大壮举是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这使他被贴上“革命家”的标签,亦可作为其人生的第一大转折点。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陷于分裂,被梁启超讥讽为“远距离革命家”。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汪精卫认为“我等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才能证明革命的决心”,他表示自己要做“革命之薪”,去点燃“革命这锅饭”。1910年,汪精卫和喻培伦、黄复生决定以性命相搏,用炸药谋杀权贵,目标锁定为清朝实际上的政权掌控者——摄政王载沣。
这次行动无论成功或者失败,汪精卫都极可能丧命,这样他会成为一世英雄,名垂青史。可惜,他既没有被炸死,也没有被处决。3月31日深夜,喻培伦和黄复生在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桥埋设炸弹时被一个车夫发现。凭借炸药上的几枚国产螺丝,清政府顺藤摸瓜,逮捕了汪精卫。审理此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他对汪氏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汪氏被改判终身监禁。
客观地说,汪氏刺杀摄政王一节跟“政治投机”毫不相关。他既被捕,也决心以死报国,在狱中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还和善耆大谈共和的好处。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氏被释放 ,出狱时,北京数百人在刑部门前争睹其风采。
现在想来,汪精卫如果当时死了,日后被称为“革命烈士”必然无疑。 从革命者变成了刽子手
获释后的汪精卫致力于调节北洋军阀和革命党的纷争,民国成立后,奉行不做官等“六不主义”,一度引退赴法,后被孙中山电召回国。孙中山去世时,汪精卫是仅有的几个身边之人,笔录《总理遗嘱》,孙中山一字未改。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之际,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汪精卫在第一次国民革命前期是亲共的,在国民党中属于标准的左派。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汪精卫发表通电,痛斥“蒋介石的反共 ,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
然而何以时隔短短三个月之后,汪氏就发动“七一五政变”,成为革命的“刽子手”呢?
史家论述汪氏此段迅速转折,多纠结于汪氏的反动本质及汪、蒋权利争斗,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即是来自苏联的一封“五月密电”。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所录刘统教授撰写的《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一文,这封信是在蒋介石反共,中国革命形势骤变的情况下发出的。发自苏联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送至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鲍罗廷、罗易等人手中。电文主要内容除了包括土地革命中的政策和对各阶级的态度外,还提到:1.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2.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3.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迫害工农的反动军官。
对于这份密电,各方评价不一。陈独秀在收到后态度暧昧,认为“我们党未必能贯彻执行”。周恩来则在日后认为这个指示是对的,在延安整风时期反思道:“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
由于罗易认为汪氏是坚定的左派,遂将此电交给汪氏观看。汪精卫看到电文后表面上一言不发,说要思考,实际上如芒刺在背。他后来说:“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走一个,更无他法。”
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分共”会议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汪精卫正式宣布国共“分家”,他讲述了从罗易手中看到共产国际电报的经过,认为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几天之后,汪氏开始武力清党。从此,他从革命者变成了“刽子手”。
甘做汉奸,建立汪伪政权
汪氏并没有在反共运动中获得什么好处,反共使他暂时稳住了国民党内右派的情绪。但一个劲敌已经羽翼丰满,这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初期并未位列国民党高层,但在东征陈炯明过程中不断坐大,渐渐成为一方人物。中原大战中张学良“改旗易帜”,使得蒋介石实力大增 。随之而来的“九一八事变”让汪氏和蒋介石暂时同朝为政,但此时蒋的势头已经在汪之上,汪氏明显失去了党魁的位置。
汪、蒋斗争中汪精卫的失势无疑给他投敌埋下一个伏笔,但追本溯源,汪氏自己的主观思想错误才是根本原因。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一个月,汪氏曾发表了一篇名为《大家要说老实话 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虽然讲话最后声明“我们守着弱国的态度,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但读完讲话全篇,给人一种悲观的情绪,汪氏在讲话中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将和谈作为一种途径和斗争并列,至少说明汪氏存在着某些幻想。此后,他始终没有放弃和谈,以至于最后将其视为解决日本侵略的主要方法。
1938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推出了极具欺骗性的声明,汪精卫彻底动摇了。他的妻子陈璧君,手下周佛海、梅思平也和日本人秘密接洽,给他大量做工作,鼓动他“开创自家新天地”。对蒋斗争的失败、“恐日病”加上优柔寡断最终把汪精卫推上投敌的道路。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 ,29日,他在河内发表“艳电”,主张对日和谈,“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次年5月,汪精卫辗转抵达上海。
汪精卫没有想到,他一旦来到上海就成为了日本人手中的工具,所谓的“中日和谈”无非是日本人的谎言。事实上,正如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所说,在日本陆军的头脑中本来就有一种成见,认为汪是日本为掩盖近卫“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失言而被提出作“代理人”的,因此,“和平条约的交涉委员,在谈判中丝毫不想给汪精卫以最佳条件。他们认为,这一道好菜,是蒋介石本人出场时的‘供品’,若给汪,有些可惜。”此时,汪精卫不但受到国内的抨击,也受到日本人的戏弄,其内心之纠结可想而知。
然而,汪精卫丝毫没有因这种“内外夹攻”而有所动摇,更坚决地迈出了建立汪伪政权的步伐。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终于在南京成立,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集团粉墨登场。李志毓在《汪精卫的最后生涯》中说:对于汪的选择,陶希圣(此人开始投敌和谈,后来主动脱离)将之解释为汪偏执而决绝的性格。他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特约撰稿 田野[来源:信网 编辑: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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