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墨人多来自云南 原住民惨遭明朝战争血洗

即墨人祖先大多来自云南只有三个家族从山西来

永乐年间的唐赛儿起义，使即墨惨遭官军血洗，这是即墨原居民减少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对于这一问题，即墨文史专家黄济显、李景智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们称，从北宋末年(1127年)到明朝初年(1368年)，包括即墨在内的山东地区人口一直呈锐减趋势。目前即墨居民的先祖，主要是明初从外地迁入的军户，其中很大一部分从云南迁来。在山东，很多地方的人来自“洪洞大槐树”，这一点上，即墨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明初前，即墨原住民哪去了

1985年，即墨县地名办公室对全县建村情况进行了调查，出版了一本《山东省即墨县地名志》，其中记载称，在明代以前，现即墨市有人口居住的村庄仅30余处，现今的瓦戈庄、太祉庄、大官庄、乔家屯、田横等乡镇皆属无人之地。那么，在明代以前这些地方的原住民去哪里了呢?

黄济显、李景智在《寻根追源即墨人》一文中称，从公元1127年到公元1368年这241年间，不仅即墨，整个山东地区人口锐减。

金兵从1125年开始南侵，于1127年灭亡北宋。金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村镇变为废墟。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当金兵经过后，山东发生了大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各州县根本顾不上彼此，此时盘踞在即墨的强盗宫仪，“每车载干尸为粮”。在金人统治初期，对汉族实行奴隶统治，任意杖杀汉人和夺取民田。后期，金既要对付南宋，又要对付蒙古，战火连年不息，大肆抓丁，苛捐杂税极重。在山东爆发了李全等人领导的红袄军起义，连番交战，百姓遭殃。

随后到来的蒙古人是山东人经历的又一次劫难，据《中国历史纲要》记载，由于蒙古军的烧杀掳掠，“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被杀几尽，金帛子女被抢一空，房舍尽焚，城郭丘墟”。这一点，《元史·地理志》中所记载的数字极为惊人，1234年蒙古灭金，次年统计人口，北方人口共有475万人，而在27年前的金章宗泰和七年，当时是4581万人。通过如此悬殊的数据，就不难理解当时的人经历了怎样的灾难。在1349年之前，即墨人口连两千户都不到。

在元朝末年，红巾军与元军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也造成了山东人口的减少。根据《即墨县地名志》记载，在明代以前，即墨众多宗族因战乱而灭绝，其中包括灵山镇崔家庵的崔姓，七级镇大小欧戈庄的欧姓，官庄镇池戈庄的池姓，长直镇范戈庄的范姓、周戈庄的周姓，以及刘家庄镇赵戈庄的穆姓等。

明朝建立之后，即墨地区人口的减少主要牵扯三件事，一是靖难之役，二是永乐扫北，三是唐赛儿起义。

靖难之役是燕王朱棣与其侄儿建文帝因争夺皇位而爆发的战争。即墨文史专家张可先在《“燕王扫碑”与“永乐扫北”》一文中称，“燕王扫碑”又称“燕王扫北”，燕王即为永乐皇帝，民间又演变为“永乐扫北”，并与五征蒙古相混淆。按照这种说法，永乐扫北和和靖难之役其实一件事。因为山东是主战场，战争自然殃及百姓。在即墨至今仍流传着“永乐扫北”时，原来的居民被杀光或者纷纷逃走的故事。

在历史上，一般说“扫北”，指的往往是和游牧民族作战。根据正史记载，永乐帝五征蒙古，都是从北京出发，并未经过山东。文史专家宋正介在《“永乐扫北”并非无稽之谈》中有另一种解释，他认为即墨人说的“永乐扫北”影射的可能是唐赛儿起义事件。因为，那时明朝尚未迁都北京，对南京来说，即墨等地就是“北”。

移民主要来自云南乌撒卫

朱元璋力主休养生息，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山西成为重要的移民输出地。很多山东人的口头禅都是，“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而事实上，大多数即墨移民并非来自山西，而是云南。

据《即墨县地名志》记载，来自山西的移民仅有三个宗族，如王村镇坦村的张姓，据传，其祖先来自山西的蒲州。华镇梁家疃《田氏族谱》记载称：“田氏祖籍山西阳高，永乐二年，与董氏同时迁来此地立村。”黄济显、李景智在文中称，以上三姓均属于零散移民。而且，山西《平阳府志》记载了明洪武、永乐年间，朝廷曾先后八次将山西移民集中在洪洞，办理移民手续，迁往各地，其中并没有迁往即墨地区的记载。

《即墨县志》副主编孙鹏在《明朝初期即墨移民初探》一文中称，明代初期，移民即墨的主流是来自云南的军户。鳌山卫镇有37个自然村是明洪武、永乐时建村的，其中23个村是从云南移民来的，占明初建村数的62%。田横镇明初建村35个，其中25个村的族谱记载其先祖是从云南移民来的，占71%。

很多宗族的族谱也进行了记载，说是来自云南乌沙卫，有的说是乌撒卫，这两处应为同一地方，因发音相似而混用。比如，金口镇南阡、古阡村的《金氏族谱》称，其先祖来自云南乌撒卫乐歌屯。而北阡村《房氏族谱》则称，其始祖来自乌沙卫之乐古屯 。“乐歌屯”和“乐古屯”应该为也是同一地方。而四舍村的《武氏族谱》记载，他们的始祖来自于云南乌撒卫的银子桥。这些军户应该是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朝廷设立鳌山卫时，从云南乌撒卫等地调入即墨的第一批移民。而如今即墨通济街道办事处的张家西城、窑头等村的张姓的始祖就这一年从云南乌撒卫调到鳌山卫或浮山所，来担任卫指挥使和百户的。

孙鹏称，另一批来自云南的军户是在明永乐初年(1403年)，因为“靖难之役”后的军事调动而迁来即墨。比如，如牛齐埠的《董氏族谱》记载称：明朝永乐二年，始祖董志清由贵州大定府威宁州，迁居即墨牛齐埠。而威宁州的治所正是在乌撒城。如今华山镇小埠《李氏族谱》记载称：明朝永乐二年，由由小云南毕阳县(当为今之毕节县)东门里 ，迁居即墨北乡万华山前小埠疃。另外，店集镇青山西村的《邵氏族谱》记载称：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邵九公由云南从徐辉祖来援山东，留戍雄崖所，永乐二年邵课士携家来青山之前 。这里说的徐辉祖就是明朝的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的儿子，这一记载正说明了迁徙是因为“靖难之役”。

据明朝万历年间的《即墨志》记载，万历初年，即墨县总户数为11231户，其中军户为6290户，占总户数的56%。岛城文史专家侯文程考证称，据有关史料记载，即墨市的1000多个村庄中 ，约有225个是由云南省移民立村的。这些军户并非少数民族，而是汉族士兵极其家属。他们很可能在云南娶了当地少数民族为妻并生子，也带来了当地的生活习惯。

学者张彩霞在《明初军户移民与即墨除夕祭祖习俗》一文中称，在即墨有关于“高祖公”和“高祖婆”的传说，说的是一场洪灾之后，人类灭绝，一对兄妹在仙人指点下结为夫妻，成为人类始祖。这一故事与云南地区瑶族等少数民族传说结构相同。而在过去，即墨人过年祭祖时，所供奉的就是“高祖公”和“高祖婆”。另外，当老人去世后，即墨人还流行说“人死了是回云南老家”，祷告亡灵时说“吃饱了,向西南走吧”。

即墨还曾经向河北移民

相比于青岛其他地方，即墨的移民相对单纯，但也并非全部来自云南、山西。有来自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还有从省内迁至即墨的，但规模都比较小。据孙鹏记述，有的是从外地来即墨做官，比如鳌山卫的卢、顾、朱、高、焦等姓氏，其先祖来鳌山卫任指挥，随即定居于此，开枝散叶。还有逃难来即墨的，比如，三里庄的《李氏族谱》记载称，明洪武见年，有三家姓李的逃难来到即墨定居，这三家并非同一宗族，于是称为三李庄，后来演变为三里庄。

据明代万历年间的《即墨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墨的人口为126800人，到永乐十年(1412年)即墨人口则是121400人。这近20年间，有不少移民迁入即墨，怎么即墨的人还减少5400余人呢?孙鹏在《明朝初期即墨移民初探》一文中称，这是即墨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不仅有云南移民迁入即墨，而且即墨还曾经向外移民。

据1992年出版的河北省《吴桥县志》记载，1985年该县有451个自然村，根据各村居民族谱记述，有253个村是于明朝永乐初年由即墨移民该县建立的。即墨移民建村占全县总村数的56%。而河北南部，靠近山东省有一个南皮县，该县1986年仅有299个自然村，其中永乐二年，山东省即墨县移民来此建村的就有55个村，移民分9批前来，一些村子的名字就是在姓氏之前加上批次，口语中“一批”叫“一拨”，于是村名就是“李六拨”、“邢八拨”、“朱八拨”等。

那为什么要从即墨向河北移民呢?这里还是必须要说“靖难之役”。当时双方在山东西部及河北北部进行了残酷的“拉锯战”，几乎变成无人区。而洪武、永乐年间大量军户拥入即墨，实行军屯。按规定，要给军户每丁拨发土地50亩。因为前来的军户太多，鳌山卫、雄崖所周围就出现了人多地少的情况，不得不向外移民，以便腾出土地来拨给军户。另外，因为“靖难之役”战争期间，即墨地处一隅，相对安稳，不少流民来到即墨。待到战争结束之后，永乐皇帝下旨，让流民到战争所致的无人区开垦荒地，于是这些流民从即墨迁移到河北的吴桥、南皮等地。这是永乐年间，即墨向河北移民的大致情形。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王学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