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烈士孙春林勇斗恶霸 三舅叛变他大义灭亲

抗日英烈孙春林最为世人称道的，除了他动员全家“男劳力”投身抗日之外，另一件事就是大义灭亲。他的三舅勾结伪保长，残害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他毅然组织力量将三舅和伪保长处决。大义灭亲的具体过程怎样?又对这个家庭有什么影响呢?

1941年8月，孙春林也在与日寇的交战中，壮烈牺牲。这也是一曲破家报国的壮歌。孙永志先生是孙春林之子，他仅在襁褓中见过父亲一面，但他一生都在为追寻父亲曾经的足迹而努力。

三舅叛变，孙春林大义灭亲

据《海阳文史资料》记载，当时海阳县田村有一个名叫吕腾云的共产党员，“七·七”事变后，他利用经商做掩护，经常到青岛等地给八路军买枪支弹药和紧缺物资。孙春林的三舅名叫吕士珍，也在田村，而且是吕腾云的本家。吕士珍在“抗大”学习过，后来看到革命环境恶劣，贪生怕死，就回了家，名义上是在村里教书，暗地里却投靠了汉奸赵保原的部队。

1941年春，吕腾云给八路军买到了一台铣床。这事被吕士珍获悉，他就与伪正、副保长以及镇海乡伪乡长密谋，给莱阳四区伪区长孙松周写了告密信。孙松周一看大喜：“老子发财的机会来了，这事办成后少说也能升两级。”于是派人向赵保原密报。正月初五晚上，赵保元派150多人全副武装，包围田村，在吕士珍等人暗中指引下，闯入吕腾云家中，将其捆绑押到村公所。当晚还有另外一人被抓。第二天，孙松周主持召开了村民大会，将吕腾云二人押到台上示众，下午就将二人带到莱阳四区驻地祁格庄。

田村的老百姓凑钱赎人。第一次到祁格庄，孙松周嫌钱太少，推辞说：“我说了不算。”第二次，村民又凑了很多钱去赎人，孙松周就答应：“过两三天放人。”

吕士珍知道此事之后，怕“打虎不死反被虎伤”，就和伪保长等密谋，写了一封信给孙松周，还给他送了一些钱。正月十五晚上，孙松周对吕腾云说：“你没事了。今晚我派人把你送回家去。”当走到羊郡疃头东，赵保原的手下根据孙松周的意思，将吕腾云杀害。

孙春林很快获悉此事，怒火攻心，他深知三舅罪恶累累：一不该叛变革命，二不该投靠赵保原，三不该从事反革命活动，四不该杀害革命同志。一旦姑息，可能会有更多人受害。于是他去石人夼找到了地下武工队的队员辛铁甲，筹划锄奸事宜。“这个石人夼离我们老家18里路，距离伪据点较远，抗日力量比较活跃。”孙永志先生说。在一天夜里，孙春林和辛铁甲等人，悄悄将吕士珍和正副伪保长绑架到田村东处决了。

对于父亲的大义灭亲，孙永志先生说：”我父亲当时肯定下了很大的决心。吕士珍是我奶奶的亲弟弟，奶奶在四个儿子中也最喜欢我父亲，父亲非常孝顺，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要锄奸。只不过，这件事他在家中从未说起过。我奶奶这一辈子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她弟弟是被她最喜欢的大儿子杀死的。“

今年80周岁的孙瑞芳女士是孙春林的次女，3月3日，她告诉城市信报/信网记者，当年在老家时从没有人说起过这件事，莱西建了烈士陵园之后，她才知道的这件事。“其实也不难理解，当时革命工作需要保密，怎能什么都说出?后来父亲牺牲后，我母亲状态很不好，也生了病，不大说起父亲。关于父亲的事情，我主要是从左邻右舍那里听到的，甚至离我们村百里之外，老百姓说起我父亲，都会翘大拇指。”

孙春林烈士纪念碑

汉奸告密，他在日军袭击中身亡

孙瑞芳女士说，关于父亲孙春林，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1941年。当时她只有7虚岁，孙永志则刚刚出生两个月。

“我母亲生了三个孩子，大姐比我大一岁。当时，一个不认识的‘表叔’来到我家，带我母亲和三个孩子去见我父亲。我们村离鬼子据点很近，只有5里路，非常危险。我母亲就假装走亲戚，骑着一个牲口，不知道是马还是骡子，‘表叔’在前面牵着。走了不知多远，听到日本鬼子骑马出来扫荡，就不敢走了。因为我们骑的牲口听到鬼子马叫，也会跟着叫，就可能被鬼子发现。‘表叔’带我们躲在一个树林里，后来鬼子走远了，我们才敢继续走。后来不知又走了多远，在一个名叫石马疃头的村子见到了父亲。”

孙瑞芳说：“我从小到大，总共见了父亲三次，这也是最后一次。记得母亲把弟弟放在床上，就去洗衣服了，而父亲却只顾踱来踱去，对弟弟的哭闹不闻不问。我当时不太高兴，心想：父亲不是稀罕男孩吗?怎么对弟弟一点都不管?母亲回来后，我就告状。母亲就问父亲，父亲说‘他太小了，要18岁就好了’。他说话的表情，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因为部队要打仗，父亲率部队转移，母亲就带我们回老家了。”

这一幕，孙永志也曾和姐姐无数次谈起。他说，通过他后来了解，那次是父亲带部队驻扎到离他们村30里的地方，战局紧张，又想见家人，那位“表叔”应该是位通讯员，连夜带我们去见父亲。“父亲说我‘太小了’，他是想说‘要能拿枪就好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这是初次见面，也是孙永志与父亲的永诀。数月之后，孙春林牺牲。

莱西烈士陵园资料记载，1941年夏天，南海军分区成立，孙春林被调任南海军分区司令员。6、7月间，他奉命到海阳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了发城。秋天，敌军实行大扫荡，孙春林率部转战平度大泽山区和莱西青山一带。当时，他率领军分区部队处在日寇、伪军、国民党反动派三种势力包围下。东北方15公里是日寇夏甸据点，西北10公里是日寇郭家店据点，东南方8公里是日寇南墅据点，能游击的地域很小。

8月的一个晚上，军分区机关转移到莱西榛子沟村。在部队刚进村时，一个汉奸偷跑到夏甸据点告密。日寇马上组织一支轻便部队，急速赶来袭击。当村头岗哨发现日寇时，敌人已在附近。敌情不明，情势紧急，孙春林指挥部队撤出村庄，一面迎击敌人，一面向山里转移。就在通过南沙河时，孙春林不幸大腿负伤。他命令警卫员不许管他，自己先走。而后，他惨遭日寇杀害，年仅35岁。

关于父亲牺牲的经过，孙永志先生曾到莱西做过调查。2001年，当地一位83岁的潘大爷说，当年孙春林在交战中被日寇子弹打断了腿，有战士要扶他走，他让战士别管他，后来被日寇捅死。潘大爷记得日寇出动约30人，是从附近三个据点出动的。资料显示，这些日寇配备数挺机枪，装备精良。

子女遗憾：父亲走得实在太早了

孙永志一家

孙春林牺牲后，家人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孙永志先生说：“像我们这种‘满乎家子抗日’的，被视为‘匪窝’，日伪军隔三差五就来抓人，抓不到就乱砸一通。鬼子来时，我们就出去躲避，叫‘跑鬼子’。”

孙瑞芳女士回忆道：“我们村西有座小山，山上有人插了一棵‘消息树’，立着就表明安全，放倒就是鬼子来了。当时都说‘西山小树一倒，就赶快地跑’。当时别人家还不怎么着急跑，但我们家必须跑。有一次，我弟弟两三岁，母亲生病了，我们家没男劳力，一家四口人跑到离村五六里的地方，母亲跑不动了。就躲在海边的一片高粱地里，高粱都被收走了，只剩高粱秸。我们就搭了一个棚子，住在里面。后来，我跟姐姐回村附近看看，见‘消息树’又立起来，才回家给母亲拿来一些吃的。”

“我现在还记得那种秸秆的味道，常常回想起来。”孙永志先生说。“我母亲1947年去世了，也只活了35岁，她没过一天好日子。我有时想，假如我父亲没参加抗日的话，一家四个‘男劳力’，日子能过得还行。父亲牺牲了，我们家人一直都在要饭的边缘。当然，这是民族大义，我们都为父亲感到光荣。”

孙春林的三弟也是在他动员下参加八路军的。他参军后，十几年没给家里写过信，家人都以为他也牺牲了。“后来，我三叔给老家的村干部写信。说十几年没有消息，不知道老家还有什么人?村干部告诉他嫂嫂还在家中，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孙永志先生说，“我以前叫孙永庄，现在的名字就是三叔给改的。他让我叫孙永志，就是让我永志不忘革命，永志不忘抗日，永志不忘我们这个革命家庭。”

1950年，孙永志的大姐孙瑞兰和二姐孙瑞芳，被叔舅刘东岱接到青岛，参加了工作。1951年，10岁的孙永志也被接到青岛。他说：“一开始，我在舅舅(刘东岱)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帮我联系了吉林路小学，在那里上学。当时在大港一路有个双蝠面粉厂，去面粉厂食堂吃饭，每个月舅舅给交伙食费。二姐在第二针织厂工作，有职工宿舍，我就跟着二姐住。后来我又转到育幼小学，小学就在湛山寺内，里面不光是烈士的子女，还有一些孤儿和流浪儿童，管吃管住。两年后学校解散，我转入上海路小学，之后上了青岛九中，1961年进入山东大学政治系。在山大毕业留校教党史，在济南待了16年，1977年调回了青岛。”

孙春林牺牲后，当地人立起一块碑，上写“孙指挥烈士之墓 1942年山东牟平县”。“这上面有三处错误，其一是我父亲1941年已经任南海军分区司令员，指挥是之前的职务;其二他是1941年牺牲，不是1942年;其三他是海阳县人，而非牟平县。当然在那个战争年代，出现错误都是正常的。”孙永志先生说，直到1955年，莱西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孙春林才迁葬到烈士陵园内，1987年，莱西市政府又为他修建了孙春林烈士纪念碑，“关于我父亲，相关部门曾做过一系列调查，很多事迹也慢慢呈现出来”。

孙永志先生是位书法家，还是当代著名书法家蒋维崧的学生。2014年9月30日是我国首个烈士纪念日，《青岛日报》发布消息，其中特别提到了孙春林。而在同一期的报纸上，也刊发了孙永志书法作品被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消息。“父子二人在一份报纸上出现，我真感觉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孙永志先生感慨道。

孙春林的长女孙瑞兰现居秦皇岛，次女孙瑞芳在青岛居住。“最大的遗憾的就是父亲走得太早了，现在我天天都会想起他。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没有多大本事，但一直都本本分分做人，这也是父亲给我们的最大影响。”孙瑞芳说。

文/图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王学义(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