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三李”之一李延年 来青岛主持日军受降

李延年来青岛主持受降

被美国人抢了角色，他气得没去

和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命运一样，抗战后，李延年举动乖张，在军事上也没有多少建树。这一方面与他的个人素养有关系，另一方面，不得不说是受大环境的影响。

抗战一胜利，更多的国民党官员不是把心思放在建设国家上，而是贪恋个人荣辱，活脱脱地把一场接受日本投降的过程改编成“劫收”大戏。腐败既成事实，民心难免丧失，再加上蒋介石的指挥不力，内部派系的相互倾轧，内战数年，“国军”宣告崩溃，败逃台湾或者起义投降基本成为国民党将领的两个选择。

美国人当青岛受降长官，李延年没辙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在重庆的一次紧急军事会议上，李延年被升任为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同年8月李延年为山东地区受降长官，负责受理该区日本侵略军的投降事宜。

官虽然当上了，但具体的受降过程实在艰辛。山东当时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李的部队入济南颇费周折，至于青岛就更不用说。为了更快地从日本人手中接过大城市，张晓言在《青岛何以成为美国海军基地》一文中说，1945年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迅速将国民党部队运送至中国的关键地区。同时，紧急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中国。公开理由是尽快结束中国战场,帮助国民党军队遣返日本战俘;实际目的却是助蒋抢夺胜利果实，并驻军青岛。

9月16日，9艘美国军舰在西特尔率领下开进青岛港，解除日本海军武装。10月11日～12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的2个团及7个直属营共2.7万余人，在司令谢勃尔率领下，由关岛来青，登陆后分别占据太平路、广西路、大学路、山东大学等处。由于事先没有通知，美军的这一举动引起了青岛市民的极大愤慨。

当时李延年还在济南忙着接受日军投降，得知青岛的情况后又于10月19日焦头烂额地跑到了青岛。据青岛市档案馆档案记载，李延年是受蒋介石委派，为美军的占领行为进行辩解。他对前来迎接他的青岛各界代表和新闻记者发表了谈话，声称美军对青岛的军事占领是“完全的友谊的帮助”，并毫无掩饰地说：“青岛是华北的一个重要港口，万一有失，对国家前途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中央军未到之前，特请美军来青代我们维持治安，代我们缴日军的械。”他要求青岛民众对美军应表现出理解和善意。既然是“帮助”，那么总要有个主客之分，可美军直接越俎代庖了。按理说李延年是山东地区受降长官，青岛的受降应由他主持，但谢勃尔突然宣布将由他“代表蒋委员长主持青岛受降”，并立刻命令日本驻军司令官向其投降，而李延年只能派军政部特派员陈宝仓中将代表他参加仪式。这一消息传出，山东舆论哗然。

接收成闹剧，王耀武接替李延年

青岛的受降仪式只不过是整个山东受降闹剧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受降之后的接收工作实际上搞得更荒唐、更可笑，在这方面，李延年难辞其咎。

当初，蒋介石之所以派李延年来山东搞接收，除了他是山东人这一条件之外，还考虑他的才干。据李仙洲回忆：“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延年在蒋介石的眼里成了一个认真执行命令、有一定指挥才能的将才。记得有一次，蒋对我说：‘李延年指挥得力，不避艰险，能打硬仗。’时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李延年，被委任到山东接受日军投降事宜。”但政治和军事毕竟是两码事，打仗英勇和为官有能不能画等号。

《人民政协报》曾刊载李致中的《李延年山东受降接收记》一文，描述了山东接收乱象。李延年部进济南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接收、封存敌伪银行，颁定伪储币与法币为200∶1之折合率。这一措施固然冻结了敌伪全部资金，也使持有法币的国民党政府文武官员与军队，能够以同样价格买到比后方多数十倍的实物，大赚了一笔。但却害了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手中所持的一点赖以生存的伪储币一下子形同废纸，其苦可想而知!人们说，蒋介石既接收了敌伪财产，也“劫收”了人民剩下的一点血汗钱。

没多久，天上飞来的，地下钻出来的接收大员们纷至沓来，各种名义的特派员、督导员亦接踵而至。他们有的声称是中央某某部会派来接收某个企业机构的，有的夸耀是受某个“大头”甚至“极峰”的委派前来视察、督导接收工作的。这些庞杂众多的“劫收”大员，既有满腹发国难财的歪门邪道，又早掌握了接收对象的情况底细，加上来头大，靠山硬，下车伊始，便大肆查封敌产，择肥而噬。

李延年作为山东全权受降接收长官，亦自恃有蒋介石宠护，对这些人持强硬态度，绝不肯买账。坚持要待中央各部会接收大员到齐，再统一分配，着手接收。如是明争暗斗，终日吵闹不息。结果是工厂、企业关门，大批职工失业;仓库封存，大量物资腐烂失窃。李延年则根本无力控制当时错综复杂的局面。致使山东这种瘫痪状态一直僵持到1946年春，无法顺利进行接收。

除了接收之外，乱抓“汉奸”也是生财之道。不少影视作品中都有类似情节，保密局的特工假借清查“汉奸”为名去敲竹杠。李延年从重庆带来护卫的别动大队，就是一支属于军统的特务武装。这支别动大队进入济南后，即与当地汪伪特务挂钩，紧密结合，利用那些情况熟、办法多、手段辣的地头蛇、变色龙之类，背着李去执行“特别任务”，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特务们为祸甚大，成了济南接收过程中的又一黑幕，李延年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李延年无能，完成不了接收任务。终被蒋介石调离，由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继任。李延年贬官后，自感无功负蒋，也只能解散总部，带领部分亲信幕僚赴临沂就任新职。而王耀武于1946年夏初从湖南往山东，因此人积有长沙接收的经验，为人更是很善于做应付文章，故驾轻就熟地完成了山东的全部接收工作。鲁人其时因此有“三李不如一王”的之谓。所谓三李，即指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这三人均系山东人，是黄埔一期生。而一王，就是王耀武，也是山东人，黄埔三期生。

李延年败逃台湾，被蒋介石关一年

继接收工作之后，内战的大幕又缓缓拉开。1946年2月，国民党战区撤消，李延年调徐州，任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九绥靖区司令官。1947年初，徐州绥署改为徐州“剿总”，李改任副总司令(刘峙任总司令)，仍兼第九绥区司令官。

毛德传在《黄埔“山东三李”的结局》中写道，淮海战役期间，李延年曾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官(总司令官刘峙)之任赶到蚌埠设前进指挥所，据说李延年在蚌埠l小时内曾接到蒋介石3次电报：第一次说前进，第二次说后退，第三次要他整装待命。他曾指挥国民党39军、54军、96军、99军向解放军进攻，又和刘汝明的第8兵团合力援救黄维，但均被解放军击败。

1949年8月，李延年撤到福州，后抵达平潭岛。8月中旬，解放军攻占福州，进军平潭岛。李见已四面楚歌，陷于绝境，便把兵权交给参谋长任伺堂，只带绥署主任朱绍良等人潜逃台湾。

李延年去台后，即以擅自撤退罪被扣押。当时，陈诚力主处以死刑，终因蒋介石念其前功，只判其10年徒刑。他服刑1年被同僚保释后，即幽居台北郊区，忧郁成疾，穷途潦倒，直至终了一生。

特约撰稿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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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三李

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因为籍贯都是山东，又都是黄埔一期，所以有“黄埔三李”、“山东三李”之称。解放战争前，“三李”的经历较为相似：军事学识素养俱佳，在东征、北伐、抗日战场皆有过优异表现，从排连长起历任各级部队长，且在抗战中都有过不俗的表现，抗日期间官至中将、军长，后又相继任兵团(绥靖区)司令官等职。但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

其中，李仙洲后来被解放军俘虏。1947年1月，蒋介石命令李仙洲指挥国民党73军和46军等部队自博山、周村、明水南征，企图与欧震指挥北上的部队合力击破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主力，扭转山东战局的不利局面。此次南征所统73军属于全美械装备中央嫡系，是王耀武的“起家本钱”，军长韩浚、副军长李琰看不起李仙洲。1947年2月23日，李仙洲指挥两个军队伍平行于河两岸起伏的丘陵间，钻入陈毅、粟裕预设的“口袋阵”。莱芜战役结束，国民党6万余人被歼，李仙洲也被俘虏。

李玉堂被蒋介石下令处决。李玉堂的战功在“三李”中最辉煌，是个打硬仗的将领。李玉堂曾在抗战期间升任第10军军长，转战各地和日寇激战，特别是在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中重创日军，还为此荣获过“青天白日勋章”。解放战争时，李玉堂也出任过国民党绥靖区司令官，在兖州被解放军击败。1949年末，大陆已全部解放，李玉堂逃至海南岛任海南防卫总部副司令兼第一路军指挥官兼32军军长，率领国民党32军3万余人继续顽抗。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为我军迅速解放。李玉堂率领残部抵达台湾新竹后被撤去军职。不久，他被正在大抓“共谍”的蒋介石以“掩护匪谍、知情不报”的罪名命令毛人凤逮捕关押。1951年农历除夕，李玉堂和妻子陈伯兰在台北碧潭被枪决，但国民党却没有公布李玉堂夫妇被枪毙的事实，连被捕原因与羁押单位都讳莫如深。

据《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