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庄曾是日德战场 谁家有好事都去升旗庆贺

小村庄当年有个关帝庙谁家有好事都得去升旗庆贺

昔日的小村庄

如今的小村庄

从有史记载的永乐年间，有人在此居住，再到青岛建制后距离市区最近的村落，几百年来小村庄的居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生存着。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日军两次占领青岛期间，小村庄的居民都没能逃过厄运，但赵、黄、徐 、辛几大姓氏的后人依然生活在这里。如今虽然门楼胡同不再、四合小院已拆 ，但在他们的记忆中昔日的小村庄依然清晰可见。那就让我们听老人讲讲小村庄过去的故事。

小村庄曾有个“穷汉子市”

过去，小村庄的村民有了钱盖的都是四四方方的四合院，房屋之间的小路都以胡同称呼，赵家胡同、黄家胡同、徐家胡同……一条胡同里住的人都用一个姓氏。村子中间有条最宽的胡同，被村民称为大胡同，穿过整个小村庄把村子分为东西两个部分。“村东头和中间姓黄的居民住得多，西边姓赵、姓徐的多些。”在小村庄生活了一辈子的刘桂芝告诉记者，黄姓的村民当时在村里能占到一半以上，但有钱的却不多。

“小村庄主要靠农作维持生计，西边都是富人在住，东边就是穷人在住。一般来的早的就占地多，精明的可以做点买卖，所以家里条件也就好点。小村庄西头靠市区近，生意好做，自然也就富裕些。”经过多年对小村庄的研究，滕学臣对这里村民分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据介绍村内几个商业店铺和手工作坊也都开在村西边，有杨盛瑞家开的杂货铺、老刘家的菜店和小百货，有从东北迁居来的黄家包子铺，还有一家外乡人开的染坊，后又被一个昌邑人接手开起了小织布厂。

而这种贫富不均的状况，也催生了小村庄“穷汉子市”的诞生。“村东头有个穷汉子市，相当于穷人的劳务市场，也有外来的人去，但主要针对小村庄内部。到了农忙的时候大户人家去那里雇人，穷人干完自家的活都带着工具去那儿等着，能多挣点吃的。”滕学臣说，因为都是村里乡亲，那时候到大户人家帮工，很少直接给钱，几乎都是管几天的饭，活干完再给些粮食。

等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后，随着帝国主义经济渗入和民族工业发展，小村庄的好多村民都陆续开始到周边的烟厂、纱厂、火柴厂工作，穷汉子市才慢慢消失。

人去世要去祠堂“销户口”

虽然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大规模拆迁改造，如今的小村庄已经再也找不到昔日的影子，但村西头的两棵上百年历史的银杏树留存了下来。“过去村里有条前街，各个姓氏的祠堂都在这条街上，四大姓氏里辛家人最少，所以没建，赵家、黄家和徐家的三个祠堂 ，距离都不是很远。谁家有红事白事 ，都要去自家的祠堂拜祭。”今年70岁的小村庄居民隋淑卿告诉记者，如今四方利群楼南墙外的两棵大银杏树，正是当年赵家祠堂的位置。

“这祠堂那时候就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人死了要去那里报庙，相当于销户口。从前发丧的时候，都要往西南指路，不都说村里人是从云南迁来的么。”滕学臣曾在《小村庄往事》一文中描述过村里人去世报庙的情景，不光一天要往祠堂三次送“酱米汤”，进行指路仪式时还有一段固定的唱词——“娘(爹)西南大路正直走，上金桥走明路，苦处使钱，甜处安身。”之所以要走西南大路，正是因为那个方向指向云南。而徐家的后人刘桂芝也表示，不光要去祠堂报庙，死者的家属还要去河边“发盘缠”，男的烧纸马女的烧纸牛，边烧边指路，好让故人在路上少吃点苦。

除了三个姓氏的祠堂，传说早些时候村里还有个关帝庙 ，门口有个旗杆，每到谁家有好事儿，都要去那里升庙旗以示庆贺;如果是在村里抓住了小偷、盗贼，主事人也都在这个旗杆下对小偷进行惩罚。所谓主事人，就是村里处理大小事务、做决定的人。有人说他的职位相当于一村之长，也有人说主事人有四个，每个姓氏里都有一个威望最高的人来管理族中事务。“过去村里如果有人偷了东西，抓着就绑在那个旗杆上拷打，那场面村里的女人都不忍心看。”滕学臣说母亲曾跟他说过，虽说那是在惩罚犯罪的人，但被抓的都是穷人，主事人也都是由村里有钱有威望的人当着，所以村民们一点也不觉得痛快，那感觉就是富人在打穷人。

帮日本人抓鸡被亲爹踢瘫痪

1914年，随着一战的开始，日军的入侵，小村庄居民们平静的生活也从此被打破。“日本鬼子真熊啊!”每当滕学臣问起母亲关于日军入侵时候的事儿，黄秀兰老人总是以这句话作为开头，在她的记忆里青岛被日军占领了两次，小村庄都没逃过劫难，特别是1938年日军第二次入侵青岛时，小村庄的村民们更是被“祸害得不轻”。

1914年日本军第一次占领小村庄后，横行乡里，变着法祸害老百姓 。当时村里有个村民叫黄仁纯，他的儿子黄佳有那时候才十几岁。一天鬼子进村，黄佳有刚好在村里溜达着玩儿，正巧碰上日本鬼子到处捉老百姓的鸡，小孩子不懂事，觉得好玩就跟着日本人一起抓，这一幕被他老子黄仁纯看到后十分生气，“兔崽子，你帮着日本人抓鸡!”把儿子抓回来冲着黄佳有就是狠狠的两脚，可让黄仁纯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两脚刚好踹在了儿子的腰上，再加上用劲过猛，黄佳有从此就再没站起来过，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被踹瘫了。

等到日本鬼子 1938年再进村时，小村庄的村民们纷纷跑到崂山、即墨等地避难，黄家人也逃了，只有家里的老太太黄王氏为了照顾瘫痪的孙子黄佳有，说什么也不肯走。老太太的三儿子黄仁礼担心母亲的安危，为了能回来看看老娘，劝她跟自己一起逃难，还专门去河南村开了个证明自己是良民的路条，揣着路条就往小村庄赶。可刚走到河西的地方，黄仁礼就被两个日本鬼子指住了，“八格牙路!跪下!”还没等他缓过神儿来，已经被压跪在地，此时赶紧掏出路条，可日本兵看也不看。眼看着日本兵站在自己面前擦军刀，看那意思是要砍头，黄仁礼心想：“这下完了!”可就在日本兵举刀之时，只见远处一骑尘土飞扬，一个穿戴整齐的日本军官骑马而来，用日语询问了士兵两句，随后又接过路条看了一眼，喊了一句：“开路，开路!”黄仁礼这才清醒过来，赶紧走了。这才从日军刀下捡回了一条性命。等到再与家人见面，真是感慨万千。

虽然逃过了此劫，但黄仁礼的命最终还是葬送在日本侵略者的手上。他上山拾草，就因在村北没有给日本人行礼，就被日本兵痛打了一顿，不仅如此日本兵还用刺刀将他劳累一天拾的草，全给挑散开不留一根 。他只好一瘸一拐空手回了家，日子过得窝囊，回家后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撒手人寰了。

抗日英雄黄佳兴被追认烈士

日军第二次入侵青岛时，小村庄村里出了黄佳忠、咸德恩 、张鸿昌等几个汉奸，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就在村里欺压百姓 。因为受够了这些人的气，那时候小村庄开始慢慢有年轻人加入了与日军对抗的组织，如今提起抗日英雄，小村庄的人们叫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黄佳兴。

1942年，刚满16岁的黄佳兴就报名参加了国民党青岛保安总队，简称“青保”。因当时人多枪少，刚入“青保”时没武器，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头戴草帽遮住脸、身背粪筐在各村以拾粪为掩护摸清敌情。一位老队员告诉他，要武器就得自己想法从汉奸和鬼子手里抢。

1943年的一天，为惩治汉奸和弄到枪，黄佳兴、李宝山、宫成亮 、王泽喜四人化装成日本宪兵队特务，走到了阳本公园(现海泊桥)附近，看到两个汉奸从日本特务机关出来，从内蒙古路向东走，其中一人身上还带有两把手枪，他们便紧跟其后，直到“阳本小学”附近，四人围上前去：“干什么的?”“你他妈管我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人强硬地回答。另一人的言语倒是缓和些，套近乎说：“我知道你们是宪兵队的!我是崂山治安军的!”再追问那人，自报是：“公安局崂东分局李村卡子门的李巡官”。四人一听，这不正是要寻找的汉奸么!于是上前三拳两脚缴了他们的枪，押着两个汉奸往小村庄走。到了东南山边一个两米多深的水湾旁边，黄佳兴使个眼色，王泽喜负责警戒，其他三人出手将两名汉奸掐死，并将其尸体捆绑石头沉入水底。

当年腊月，黄佳兴、李宝山到保儿村进行除奸活动时，因汉奸出卖，黄佳兴被日本宪兵抓住 ，关押在大学路日本海军司令部，受尽酷刑。年三十那天白天，黄佳兴被日本人开车拉到小村庄村西头停下车后，押着到了东南山(建工学院后边)指认除奸现场。鬼子和汉奸赶着村里村民都拿着盆，去那水湾里舀水、捞尸体。结果没捞干，后来还是找来了“猛子将”搜寻那两名汉奸，才捞上了那两具尸体，后来就停放在了村里土地庙的白果树下。小村庄的老人们，谈到当年春节前发生的这些事仍记忆犹新，虽然当时谁都不敢说黄佳兴的好，但在心里都在为铲除了汉奸的事儿暗暗叫着痛快。

后来的故事 ，变得有些传奇，黄佳兴再次被押回日本海军司令部两天后，由于日军疏于防范，黄佳兴趁机掐死看管他的日本人，跳上屋顶越狱逃跑，重又回到了“青保”。此后就一直在崂山附近跟敌军对抗 。

直到1943年7月，时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青岛保安总队长李先良率青岛保安总队进入崂山抗日打游击，黄佳兴率领前哨小队曾多次到兴亚染织株式会社(第三染织厂前身)偷运布匹，到大厂(四方机车)和丰田室(青岛纺织机械厂前身)偷抢机械、钢材等物资运到崂山兵工厂。

黄佳兴在掩护队伍撤退时，看到水清沟日本领事馆门前有一挺机关枪，便跑过去夺，被埋伏的日军开枪击中大腿。他沿着大水清沟跑，跑到小水清沟时，被日军乱枪打死，英勇牺牲，尸体被盐滩人埋在了盐滩乱岗，当天晚上被“青保”人偷偷拉走埋进崂山里 。日军投降后，于1945年9月12日将黄佳兴的尸骨拉回小村庄，安葬到了“黄家茔”。那天，在黄佳兴的家门前搭起了灵棚，李先良追认他为抗日烈士。

文/记者 黄默 图/由滕学臣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