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协助袁世凯灭清 明哲保身辞官隐居青岛

徐世昌为何隐居青岛？

关于徐世昌为什么在1912年时局最紧要的关头选择隐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他是忠臣，难忘清帝国旧恩，选择这一途径表达自己的政见;有人说他是老狐狸，想要暂时找个地方歇歇，观望局势。事后徐世昌的行动证明，第二种说法是正确的。

在当时，以徐世昌的出身、才干、业绩与声望，若激流勇进，完全可以再得大位。然而，当时徐世昌却甘愿将千载良机拱手让人，可以说，这正是徐世昌的高明之处。此前他受清廷厚恩，直到现在还是“护帝太保”;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投袁，似乎于情理不合，终会招人非议。因而他决定先过渡一下，方显迎新辞旧，不露痕迹。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逊清遗臣。他的算盘打得太妙了。

徐世昌在全国有三处宅子，所谓狡兔三窟。一个是在河南老家，有很大的宅院;第二个是在天津租界，购了楼房;第三个是在德国统治下的青岛，拨40万元巨款给周学熙，请他们为其在青岛购地建宅。他又为何偏偏来到青岛呢?

鲁勇先生认为，这恰恰反映出徐世昌“活曹操”的一面。“卫辉在中国人的管辖下，如有兵事难以避灾。天津租界离北京太近。青岛是在德国人管理之下，距京师不太近，又比上海近，最为适当。”他来青岛前袁世凯还是想让他做官留下，徐世昌说：我当民国的官愧对清室，等两年之后再说吧。

就这样，徐世昌悠哉悠哉地来到了青岛。此前，他的弟弟徐世光已经在此居住。他们一同住在曲阜路8号，那里离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砖瓦商卡普勒的安娜别墅和一家知名旅社很近，并且和张士珩是对面邻居。徐世光是从烟台携眷逃亡来的，到青岛的时间比徐世昌长些。俩兄弟命运不一，此时的心境却大致相同。尽管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徐世昌的智慧依然难以掩盖，熟悉许多晚清流亡政治家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他的《中国心灵》中描述他的这个“隐居在青岛靠海边小山上”的朋友时相信，从智慧的角度来讲，在袁世凯众多出谋划策者中间，徐世昌是最出色的一个。

他的智慧表现在很多的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琉璃球”的作风，不偏不倚，毫无棱角可言，无论“复辟派”还是袁世凯都与他保持着联系。由于他城府很深，别人不知道他内心到底倾向于哪一派。遇到闲暇时间，他还会约上朋友一起去爬崂山，1913年5月20日，他就约了5个好友一起爬山，感叹崂山秀丽，并且留下石刻，这五个人中同样既有“复辟派”也有袁世凯的人，做得滴水不漏。

除此之外，徐世昌还在青岛做起了整理文献档案的工作，还创作了不少的诗歌。总之，他真把自己当成隐居者了。

在青岛看电影，感觉没京戏好看

最有趣的一件事自然是徐世昌看电影的小片段，从中我们可以一览当时中国的上层社会跟世界的脱节是多么的严重。

因为徐世昌是逊清高官，因此他受到德国威廉皇帝的重视，青岛地方对他格外照顾。当时，电影刚刚发明不久，算得上是时兴玩意儿，于是德国人不远万里运来放映机和片子，招待徐世昌和几位逊清高官，放映地点就在德华大学。

鲁勇先生对于看电影的描述很有趣，听起来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他说：“请帖上说的是下午两点放映，洋人十分讲究遵守时间，中国人当时并无时间观念，当被邀请的遗老们到齐时已经三点了。他们见面之后少不了一番互相问安、寒暄，放映厅里一片喧哗之声，德国人一再敲锤，才略微安静下来。”

因为当时电影是无声电影，当画面中的人物说话的时候，画面上会出现一行文字。影片是德国的，文字也是德文。德国当局知道这些遗老们官职虽高，却不懂德文。放映之前，先有翻译用汉语把影片内容做些介绍。“这些大官们平时说话时，下司们都唯唯诺诺，对有人这样向他们讲话，谁会去听?他们仍然互相问候交谈，老爷们每人带一名随从，负责送茶、递烟袋、装烟。所以，当翻译介绍完了说‘下面开始放电影’的时候，谁也没听见，接着就关闭电灯开始放映。这下徐世昌火了，客人们还没走你们怎么就把灯关了!有人说：是灯坏了吧?德方于是打开电灯，请大家安静下来，说刚才是介绍内容，下面才是正式放电影呢。于是桌子椅子一片哄响之后，众人再次坐下来。”

后面就更有意思了。电影刚开始，大家还有些新鲜感，看着一列火车行驶过来，有人吓得惊叫起来，怕轧过来。看到狮子，有人感觉很新鲜，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看了半晌，总是人来人往，总是洋文，大家就厌烦起来，水烟袋吸得呼呼响，浓痰一口口吐到地毯上，把茶水喝到嗓子里，呼噜噜一声又吐到地毯上。

电影放完了，有人问徐世昌啥感受，徐世昌说：“德国人是进化得很，但是总归不如京戏好看。”

这件事还有后话，老爷们走了之后 ，德华大学的总办火了，他打开灯，看到大厅一片狼藉，尤其是纯毛地毯，上面全是口水，浓痰，烟末，不由得怒火中烧，让仆役把地毯换下来扔了，说：明天再买新的换上。此事就这样传出去，连德国老师上课时都在说：“你们中国人首先要学会遵守时间，讲究卫生。”学生们的尴尬可想而知。

他两次想把女儿嫁给溥仪

徐世昌就这样度过了他在青岛的两年多的时光，期间他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实际上一直在关心时局的发展。刺宋(教仁)案发生了，国民党解散了，袁世凯的位子坐稳了，徐世昌的门生王揖唐在1914年2月奉袁世凯之命第二次来青岛敦请他出山，他仍旧不动，但微微流露出意向，直到3月份，段祺瑞再次登门拜访，做足了戏份的徐世昌终于可以出动了，3月29日，徐世昌回到了北京。

自此之后，徐世昌在宦海中几次沉浮，一会隐居，一会复出，当他隐居的时候，往往是政局纷乱之时，当他出山的时候，一定是局势明朗之际。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后，徐世昌遂在1915年10月辞职。这一次他表现出对老朋友的不满：“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徐再次出任国务卿。袁和徐的政治纠缠，一直持续到了袁政治生涯的终了，但双方还是信任的，因为袁世凯临死之际，把自己的后事托付给了徐世昌。

没有了袁世凯，徐世昌成了北洋系中最大的角色。他的野心也在一天天膨胀，他的“活曹操”的身份彻底表现出来。就在1917年张勋复辟之前，徐世昌提出了合作的要求，事成之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徐世昌有一妻二妾，却没有儿子，唯有一女，自然奉若掌上明珠，算命之人告之会“大富贵，当为后”。这令他激动万分，如果女儿当皇后，自己不就是“国丈”，可以大权独揽了吗?为了达成这个愿望，他多次积极撮合女儿嫁给溥仪，并命其幕客潜往日本，争取外交支持。然而，张勋可不愿把拿脑袋换得的复辟成果拱手让人，遂拒绝了徐世昌。徐世昌的如意算盘落空，张勋动手复辟了，而女儿却未成为皇后。

到了1921年春夏之际，小朝廷开始为溥仪筹备大婚事宜，徐世昌当“国丈”的心又活了。鉴于1917年那次提婚在张勋军帐之中就被否了，此次徐世昌特别谨慎。他先是示意军机大臣世续在宫中活动，世续奏请敬懿、端康两位皇贵妃，从政治着眼，晓以利害。不料两女主竟不认同，她们认为：“册立汉人为皇后 ，先朝无此成例，祖宗之法不宜自我败坏。”世续碰了钉子，只好转向溥仪，同样遭到拒绝。即使是退了位的清室，也绝不肯在血统方面使满汉混淆，徐世昌的女儿自然无权为爱新觉罗氏传宗接代。据说当时徐世昌闻之气愤至极，环顾左右而大发雷霆说：“今日之事我为政，彼亡国皇帝亦敢大摆臭架子耶?”此后徐世昌彻底打消了让女儿做皇后的念头。

徐世昌后来一度做到了民国大总统的位子，但他文人出身，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大总统位子是做不长久的，不久就被曹锟赶下了台，从此之后远离了政治。尽管他的一生没有明确立场，显得过于油滑，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他是一个丧失原则的政客，从某种程度上说，下面一则事例可以为他赢得政治家的声誉——

—那是1937年，当时的徐世昌已经年过八旬，闲居在家。一日，故友曹汝霖来访。在谈及时局问题时，曹汝霖说：“南京政府英美派当权，压制日本在华势力，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指徐世昌)此时如能出山，与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世昌平生不大爱表明立场，可此次怒火中烧，他断然拒绝道：“老朽年过八十，体弱多病，早就不过问政事，对此没有兴趣，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从此以后，徐世昌称病 ，闭门谢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