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王闿运
中国近代史出过无数名人,这些人中,只有一人后世无法确切评价,说他是民国第一奇人都不为过,他叫杨度。杨度早年参加过晚清科举,之后入了袁世凯的内阁;既发起筹安会拥戴袁世凯称帝 ,又变卖家产营救过李大钊 ;一直坚持君主立宪的理想,将近晚年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位奇人,其身上有着怎样的有趣故事,又跟青岛有着如何的联系?本期《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讲讲杨度。
拜王闿运为师,习帝王之术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身边的名人真不少,他跟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一度是袁世凯的第一幕僚,后来还当过杜月笙的师爷。可在杨度的生命当中,对他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只有一人,那就是他的老师王闿运。
王闿运是一代国学大师,博通经史,尤其精通帝王之学。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之后,大有“功高震主、天下归心”之势,王闿运曾历数古代帝王诛杀功臣的故事,劝其当机立断,反戈一击,取清朝之天下。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一言不发,以茶水作笔墨,在书案上连连写下“妄、妄”。
1895年,当时的杨度刚满21岁,才气却早已名闻乡里,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从此之后的半个世纪,杨度与恩师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两件事可以看出王闿运对杨度的喜爱,第一则是实事。据说杨度可以随便跟老师王闿运开玩笑,而王闿运在他的《湘绮楼日记》中则常称杨度为“杨贤子”。后来其妹杨庄也投师王闿运门下,再后来杨庄成为王闿运第四子的媳妇。(据说,杨庄与丈夫发生矛盾,写信告诉杨度,杨度回信:“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于是杨庄涕泣求去,把王闿运急得搓手顿足地说:“看在老夫面上,你不做我的儿媳,就做我的女弟子如何?”)
另一则是传言,杨度初入王门之时,恩师提点了他三种学问,任他自选,分别是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而杨度选择了帝王之学,这可是王闿运最热衷的一门学问,大有菩提祖师传授孙大圣七十二般变化的意味。
所谓帝王之学,就是古代策士们的纵横捭阖之术,企图“凭三寸不烂之舌,以布衣轻取卿相”。说白了,这门学问的特点就是要做帝王师,要辅佐王者起,要去治国平天下,如果我们非要找几个帝王师的例子,那么西汉的张良、萧何,蜀汉的诸葛亮,大明的张居正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人物。
杨度在王闿运门下醉心于帝王之术长达三年,这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王闿运教导他:“皙子(杨度字皙子),以你之才,日后是大有可为的,要好自为之!”于是终其一生,他都在寻找自己命中的“真龙天子”,立志要去辅佐帝王成就旷世大业。当初他的老师王闿运曾暗示曾国藩自立,被曾婉言回绝,现在杨度能否完成老师未竟的心愿呢?答案很快就揭晓了,他遇见了袁世凯。
成立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复辟
1902年,杨度不顾老师王闿运的反对,自费留学日本。1903年,杨度被保荐参加清廷“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不料有人向慈禧进言,称杨度与革命党人来往甚密,结果不光丢了官位,还被除名通缉,只好跑到日本去了。1905年,他甚至为清政府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写了考察报告。说来可笑,杨度从未去过欧美,可是他捉刀代笔,写出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他也因此被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联合保荐。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成为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权威人士,也成为后来袁世凯的重要谋臣。
1908年,袁世凯被清政府免职回籍,当时前往车站送行者寥寥无几,其中就有杨度,杨度还奔走于北京与袁世凯隐居的彰德洹上村之间,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有人说,这是“烧冷灶”,其实,这不是一般的人情世故,而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人所特有的坚定的政治诉求。杨度甚至认为,袁世凯就是可以助他实现政治理想的“天赐之人”。袁世凯出山之后斡旋南北议和,杨度利用他在日本留学、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身份,帮助袁世凯分化南方革命党阵营,最终促成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也对杨度十分敬佩,曾命人送匾额一块,上书“旷代逸才”四个大字,真是极其场面了。
事情发展到最后,就到了袁世凯称帝这一幕了。我们现在无法判断,究竟是杨度一手促成了袁世凯的复辟,还是袁世凯先有此心后杨度又添了一把火,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袁世凯跟杨度在中国应该有皇帝这一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1915年4月,杨度撰写了他那篇著名的《君宪救国论》(据说,袁克定想请梁启超写这篇文章,结果梁不干)一文,文中他大讲中国民众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他强调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正合袁世凯的心思。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袁阅后极为欣赏,连声称赞杨度:“真乃旷代逸才也!”他不仅将此文当成改行帝制的理论纲领,交给徐世昌、梁士诒等人传阅,还把它寄给湖北将军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除了撰写理论文章之外,杨度还组织了著名的筹安会来鼓吹帝制,加上他自己总共六人,这其中还包括严复。筹安会因为大力宣扬帝制遭到了老百姓的反感,但杨度等人似乎并不以此为意。有一次,筹安会成立后,杨度与胡瑛等人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胡瑛率先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道:“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 ,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毓筠则说:“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复说:“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 ,走也要走的。”这就是著名的“走狗言志”的典故,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杨度拥立袁世凯称帝似乎更多地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君主立宪制。他也知道外界风评对他不利,但他一意任之,恐怕是个性使然。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一片假借民意的筹安、请愿声中,接受了推戴书,走上了帝王宝座。而为袁世凯称帝出了大力的杨度,则坚信自己将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相传杨度曾派人到法国巴黎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他的帝王之术看样子似乎已经实现了。
袁死后,杨度遭通缉
不过今非昔比,古代帝王术受人追捧,可在中国近代史上,帝王术的命运就如同饭店的过期食品一样,永远是不会有什么好销路的,即便是有人买了,尝了,只怕也是无福消受。
杨度恐怕不会想到,他面临着跟自己的恩师王闿运一样的结局,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结局比王闿运更悲惨,王闿运当年游说曾国藩自立,无非被曾婉言谢绝而已,杨度如今拥立袁世凯称帝,自以为实现了帝王之术,却遭到了全国的口诛笔伐,甚至连袁世凯都在临终之际对他心怀不满。袁世凯吃了帝王术这一剂药之后,自己“中毒”身死,杨度便也成了“庸医”。
称帝不久,袁世凯就迎来了孙中山的革命,此后又是南方数省的反叛,被迫取消帝制不说,军事上的连连受挫,举国上下的痛骂之声让他寝食难安,最终一命呜呼。据说,袁世凯临咽气时,曾大呼“杨度误我”,又有一说是“他误了我”。这个“他”究竟是谁,有人认为是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也有人认为就是杨度。后人据此推论,袁世凯其实并无称帝之心,是受了杨度和袁克定、古德诺(美国人,袁世凯的法律顾问)等人的蛊惑,此处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尽管袁世凯认为杨度用帝王术害了自己,杨度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好像认定了帝王就是条真理。袁世凯宣布退位之时,杨度身为筹安会长发表了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如果杀他有补于国事,他万死不辞,甚至到了这个时候,杨度还反对“元首退位”。袁世凯身死之后,“耽误”他的杨度挥笔为袁世凯写就一副挽联,挂在袁大总统出丧灵棚中,明是吊唁,实则申辩——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的意思大致是:到底是共和制在中国行不通,还是中国的共和制不叫共和,过上千年大家再来评价这一公案吧;到底是君主立宪害得您万夫所指,还是您把君主立宪改得面目全非 ,您在九泉之下要细细思量。他的这一论断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之后,杨度成了替罪羊。1916年7月14日,黎元洪发布通缉令,全国缉拿拥袁复辟者,杨度名列榜首。这出搞笑的通缉闹剧反映了当时的一贯特色,本来名单上列了很多人,可人情世故大家都避不开,到后来,名单上的通缉者越来越少,后来干脆没几个人了。至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那些手握重兵支持袁世凯复辟的军阀,通缉令上一个字也没有。
这样一份通缉令出现之后,杨度的反应可想而知。据说,他在天津看到报上登载的通缉令名单时,一度悲愤交加,要上北京投案自首并与政府理论,在好友夏寿田的劝解下才作罢。杨度之女杨云慧后来也证实了这一说法,“父亲得知段祺瑞成立了新政府之后,好几次要北上投案自首。”不过冷静下来的杨度并没有去北京,而是来到了青岛避难,也正是在青岛,杨度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编辑: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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