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大臣那桐最会找靠山 带百万赃银来青岛

谭鑫培

位于天津路的谦顺银号

上文我们提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贵族高官们带着巨款四处躲避，有的去了天津，有的去了大连，而那桐则将数百万赃银存进青岛德华银行，十一月初九(阳历12月10日)带着家人来到了青岛。这个时间点给岛城文史专家一个新的发现，曾经多数专家认为，在来青岛的120多位逊清遗老中盛宣怀是最早的一个，但目前看来，这个“第一”应该是那桐。

那桐带数百万赃银来青岛

当时的《申报》有这样一条消息：“那桐以数百万赃银存青岛外国银行，那桐与其妻则于初九日上午乘车出北京，赴青岛潜藏。”三个避难城市中，那桐为什么选择青岛?这跟他之前的外交有关。青岛文史专家鲁勇解释说：“八国联军攻陷京师，那桐留京为办事大臣与李鸿章一起与八国谈判，其中就有德国人。”有之前的交情，再加上青岛特殊的地理位置，那桐毫不犹豫地过来了。除了那桐，徐世昌也来到了青岛，清末内阁总共就这两个副总理，无怪乎有人细数来青岛的逊清遗老说，半个清朝朝廷到了青岛。

来青岛后，那桐起初住在天津路上的谦顺银号，这是山东官银号在青岛的代理机构，1905年建成。从照片中看出这是个两层小楼，鲁勇说：“楼下是银号，楼上便是高规格的客房，相当于山东巡抚在青办事处，很多从京城到青岛的高官都住在那里。”

暂时住下后，那桐便去寻求德国人的帮助，看是否能接待他们?对于这位清朝高官，他的到来早已引起德国总督的关注，他向德国总统请示，接待还是拒绝?在征得同意后，让那桐搬到了亨利王子饭店(今栈桥饭店)。鲁勇说：“他只是人在那里住，东西仍然放在谦顺银号。”正如德国人卫礼贤所说：面对中国的革命“德国统治者发现自己正面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该如何对待这样的逃亡者。幸运的是，他们持有正确的态度，始终将保护区向来此寻求避难的所有党派和人士开放，只要他们遵从这里的规章制度。”

现在问题出来了。那时总共有120多位逊清遗老来到青岛，从史料中绝大多数逊清遗老到来的具体时间都能查到，唯独盛宣怀和那桐的时间查不到。此前多数专家认为，盛宣怀是第一位来青岛的逊清遗老。现在，专家从史料中找到了新的线索，那桐是1911年十一月初九(阳历12月10日)来到青岛。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推断，此时中华民国还没成立，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还没有退位，但那桐已经意识到，清廷已经毫无能力对抗席卷而来的革命风暴，时代被改写的命运也已注定。所以，在这一切没有发生前他就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以这个时间点看，那桐才是来青岛的第一位逊清遗老。同样，第一位住进亨利王子饭店的逊清遗老也应该是那桐。

他在青岛生活很低调

不管怎样，这并不影响那桐在青岛的生活，虽然低调得让人吃惊。“恭亲王谋划复辟时，一大帮逊清遗老聚集在一起商讨，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卫礼贤建的尊孔文社吸引了一批逊清遗老，也没有那桐。还有当时热闹的三江会馆，也是逊清遗老的活动点之一，但依然找不到那桐的身影。”鲁勇介绍。那在青岛的那桐究竟在做什么呢?几经周折，鲁勇才找到这些零零碎碎的片段：

那桐和他的福晋(夫人)受到厚待，经常被邀请去德国总督家里做客。一般这种场合中国官员是不能带眷属的，但那桐的夫人除外。以前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招待外国使节夫人时那桐的夫人也曾参加，见惯了这样的场面，所以她总是表现出贵夫人的姿态，对总督府的豪华并不吃惊。

在北京时，他们习惯去逛瑞蚨祥，听说青岛胶州路上也有一家便坐马车去了。还没到门口，他们就认出了瑞蚨祥，原来青岛的店面和北京的店面十分相似。有贵客到来，瑞蚨祥经理又是端茶又是倒水的，好不殷勤，把店里上等的绸缎都拿出来，等他们选好后，再专门派伙计送到那桐的府上。

他们听说，青岛的顺兴楼是京师鸿宾楼的厨师开办的，去品尝感觉口味果然不错。福晋诞辰，请顺兴楼厨师到宅中打理菜肴，宴请亲朋。

相比较其他地方，青岛平静得多，那桐在这里过得很舒适，他满意地说：“青岛乃今世之桃花源也。”后来有人问那桐在青岛过年感觉怎么样时，他说：“在青岛过年也会放烟花，街上也有舞狮，和京城差不多。”足见他对青岛生活的满足。

“袁世凯玩弄权术，从孙中山手中骗得总统，利用各方势力，一统北方，坐稳了位子。”鲁勇说，这个消息传到青岛，逊清遗老们坐不住了。一次，那桐去徐世昌家打探消息，想问问袁世凯这人到底怎么样?巧的是，刚推门发现庆亲王载振也在里面。其实，他们来的目的都一样，只是徐世昌的回答完全不一样罢了。载振问时，徐世昌回答：“可靠，不忘旧主。”但等那桐也问同一个问题时，徐世昌却不接话了。最终，那桐自己分析，北京已经平定，尤其是袁世凯对逊清贵族、大臣不但不镇压、排斥，而且十分重用，他便放宽了心，取出存款回了北京。在青岛只待了一年。

但是他的判断失误了，袁世凯的野心在1915年爆发出来，他自己当了皇帝，而且对一些前朝老臣下了一条让他们感动的命令(“旧侣，故人，耆硕免予称臣”)，旧侣有七个人，分别是：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世续、锡良和周馥。可是，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便抑郁而死。

为“清华园”和“清华学堂”题匾

在诸多对那桐的评价中有这样几个字眼“升官”、“捞钱”、“吃喝”。我们抛开政治上的那桐，生活中的他其实是个令人钦佩的文化人。他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36年坚持写日记，为研究满族的岁时风俗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即使1912年7月11日中风自己无法拿笔，还是会以口述的形式让别人代书，之后他再查阅、小改。只是，之前他的日记中出现的是政治、外交、官场，而之后更多的是琐碎的生活细节。比如他在天津住时写道：“一九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天气炎热，自来水几至干竭”“二十六日自来水气味恶劣，现买日本界水吃”。

除了写日记，作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那桐的书法圆润古朴，也是小有名气的，“清华园”和“清华学堂”的门匾就是他亲笔题写。博主中国书法在《“清华园”门匾凭啥由清代那桐题写?》一文中介绍：“清华园原址为康熙年间所修的熙春园的一部分。道光年间，熙春园被分成东西两个园子，西边的园子起名为近春园，东边的园子仍名为熙春园。咸丰皇帝登基之后，就将东边的熙春园改名清华园了。”

那为何让那桐题写门匾呢?“那桐在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的校长，故清华园三字就由他题写。”

而到了1909年清政府成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直接选派学生游美，同时着手筹设游美肄业馆。1910年11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提出了改革游美肄业馆办法。其中提到，因已确定清华园为校址，故呈请将游美肄业馆名称改为“清华学堂”。12月，清政府学部批准了这个改革办法。之后，清末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于宣统辛亥年(1911年)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我们今天看到的清华学堂大楼大门外，正额“清华学堂”四字即为那桐手书。

那桐给谭鑫培下跪

如果说那桐对写日记和书法只是喜爱的话，那对京剧可以说达到了酷爱的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因为喜欢听戏，他专门在那家花园建了个戏楼，取名“乐真堂”，是前后带廊的三卷大北房，屋内东边有方形带柱戏台，上有倒挂楣子，下有栏杆;屋内中间以正搭斜交的半人高木栏板隔开男宾(官客)、女宾(堂客)，成排摆放带靠背的椅子供宾客观看演出。这里还有一则小故事，看完大家就能了解那桐究竟有多热衷京剧了。

那桐担任军机大臣，位居决策中枢，很多人都得巴结他。但有一个群体除外，他们不但不用去巴结那桐，那桐还得低声下气讨好他们。这个群体便是当时的几位京剧名家，其中以谭鑫培最得那桐欣赏。

谭鑫培是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的创始人，经常给慈禧太后表演，谭鑫培嫁女儿时，慈禧太后还赐给他一个铜盆做嫁妆。有一次，庆亲王奕劻为福晋过生日，邀请谭鑫培参加，他到来时，奕劻亲自出门迎接，并和他商量：“谭老板，今天能不能请您给我唱个双出?”谭鑫培说：“行啊，但得有哪个大臣给我磕个头啊。”此话一出，谭鑫培以为就没下文了，庆亲王也只能作罢。没想到，对面有个人跪了下来，毕恭毕敬地说：“请谭老板赏脸。”再一看，正是军机大臣那桐。自然，谭鑫培唱了“双出”。自己的偶像在台上表演，“粉丝”那桐光看还看不够，竟然情不自禁站起来朝台上作揖，来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之后，那桐再请谭鑫培来家中演戏时都要先给他请安，他才会赴场。按照清制，大臣对贝勒、郡王、亲王才用行礼，所以民间就戏称谭鑫培为“谭贝勒”，也知道，朝堂里有个痴迷的“谭粉丝”那桐。

1917年3月，皖系军阀段祺瑞在那家花园办堂会，欢迎桂系军阀陆荣廷，邀请谭鑫培助兴。当时谭鑫培已经重病缠身，但依然被强迫来表演。那天，最初定的戏是《捉放曹》，谭鑫培临时改成了《洪羊洞》(取材于古典小说《杨家将演义》)，他用尽全身力气演完了这出悲痛的戏码后，回家七天就病逝了。据说，谭鑫培曾对人说，“当年‘老佛爷’传戏，要是知道我病到那样，也不会叫我去吧!”八年后，1925年农历五月初八，那桐在那家花园病逝，享年69岁。

城市信报记者 宫岩(感谢鲁勇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