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大臣那桐最会找靠山 带百万赃银来青岛

那桐

翁同龢

清末有位位高权重的贵族，他没有姨太太，家中也没人抽大烟。虽然是慈禧太后的亲戚，却没沾着什么好处，靠着自己的才气和八面玲珑的社交能力，坐上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的宝座。他叫叶赫那拉·那桐，满洲镶黄旗人。您可能听说过“为听戏相国给谭鑫培下跪”的故事，那桐便是那位痴心的戏迷。而在青岛的120多名逊清遗老中，那桐应该是最早到来的一位。

家道中落的“官二代”

叶赫那拉，这几个字是不是很熟悉?是的，慈禧太后的姓氏，那桐便是她的亲戚了。有了这层重要关系，那桐的父亲在官场混得还不错，那桐也有了令人羡慕的“官二代”头衔。可惜这种荣耀并没有持续多久，咸丰皇帝时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科场案，那桐的父亲被牵涉其中，从此家道中落。

没有了权势，“官二代”那桐瞬间变成普通人，但他身上毕竟流着叶赫那拉氏的血液，骨子里要强不服输，靠每天用树枝在沙土上练字自学成才。光绪十一年(1885年)顺天府乡试中举，成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那桐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据说，因家里实在困难，那桐上朝时要先光脚走到朝堂然后再穿靴子，就连鞋带也得到姑姑家里去借。进入官场的那桐也没有得到慈禧太后的特殊帮助，只能从底层的户部郎曹做起，一做就是10多年。他为什么这么沉得住气?他一直在等待一个人、一个机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这个机会出现了。朝廷要选银库郎中，这可是户部第一肥缺，朝廷大臣都想把自己人安排过去。翁同龢举荐了当时还不起眼的那桐。学者王学斌在《那桐：庸臣焉知亡国痛》一文中介绍了事情的经过：“翁同龢当时既是帝师，又是军机大臣，最为关键的在于他还兼任户部尚书，是那桐的顶头上司。那平日的工作水平，翁同龢自然尽收眼底。1896年，朝廷拟定银库郎中人选，那桐排名第二，本无希望。此时翁同龢力荐那桐，甚至不惜与军机首辅李鸿藻闹僵，终于让那桐获得银库郎中这个肥缺。可见那桐深得翁同龢之青睐。那桐亦对翁同龢终生感激。”翁同龢是那桐的老领导、恩师，当他之后因朝廷争斗被罢黜遣送回籍时，那桐内心痛苦不已。

帮助自己的人离开了官场，剩下的就要靠那桐自己了。幸运的是，此时的他已经摸到了在清朝做官的门路，那就是找到能依靠的大树，翁同龢这棵大树倒了，那就再找下一棵。据王学斌介绍：“清末之官场，官员若能迅速升迁，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出身是否高贵，二是跑官能力是否一流。”在谨慎观察后，那桐将目标定在了贪财的军机大臣荣禄身上，为投其所好，每逢荣禄生日那桐都登门送礼。这种方式很快奏效，荣禄不久便把那桐视为亲信，重点栽培，不久便将他扶上右侍郎的位置。在荣禄的帮助下，那桐当了礼部右侍郎，为答谢提拔他又“以千金拜荣仲华相国(前户部)受，四十金拜崇文山尚书(前户部)受，四十金拜徐荫轩相国受……”可见，为了升官那桐真是豁出去了。

那桐升官有道

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那桐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鸿章参与签订《辛丑条约》的谈判。1901年因日本使馆书记官杉杉彬被杀，那桐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赏加头品顶戴，出使日本“道歉”。1903年擢为户部尚书，不久调外务部充会办大臣，兼领步军统领(也就是九门提督)，管工巡局事。1905年晋升体仁阁大学1905年晋升体仁阁大学士，1909年谕为军机大臣。官制改革后，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授那桐为内阁协理大臣;袁世凯内阁成立，又随奕劻去弼德院，任顾问大臣。

翻看那桐的履历可以发现，他的官路越走越顺，早已成为晚清的贵族。这其中有几个重要角色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奕劻、李鸿章和袁世凯。这三个性格迥异的重量级人物，在不同阶段成为那桐的“大树”，他是如何在这其中左右逢源的?还是得看王学斌的答案。

奕劻是清末最著名的贪官，但凡略有良知的官僚都唯恐避之不及，那桐却甘愿与他同流合污。有一次，清政府发行公债票，要求全国大小官吏按家产多少来购买，多买有赏，少买必罚。奕劻和那桐身为重臣，自然明白朝廷的用意，而且这时无数人的眼睛在盯着他们，不买也不行啊。于是二人私下商议，想出了一个规避之策：奕劻卖掉自己的车马，那桐则直接卖掉了自己的房屋，并且二人在报纸上大肆登广告，做宣传，表示自己为了替国家分忧，宁愿变卖家产，以博取世人同情。

至于跟袁世凯成为好朋友那就更有故事可说了。首先得明白一点，是袁世凯主动来讨好那桐的。那时那桐还在户部任职，没什么名气，袁世凯却“慧眼识珠”，一来欣赏那桐的学识，二来是注意到那桐身后的靠山翁同龢，于是专门登门造访。为了“搞定”那桐，袁世凯每逢节庆便派人送上厚礼，力求用金钱将其喂饱，不过这仅是常规手段。有一次，那桐从日本归国，袁世凯不惜高接远迎，按照迎送外国贵宾的方式破格接待。不仅如此，每逢那桐的母亲生日，袁世凯就一掷千金，出资将京城有名的戏班子请到那府演出。如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袁宫保送洪奎班戏一天以为祝寿，请客二桌。”

这么多年的“关怀”和付出，那桐自然被袁世凯感动。所以之后，在袁世凯暂时离开朝廷回家休养期间，依然对政局了如指掌，那桐功不可没。在这期间，那桐还几次想办法想让袁世凯回来。当然，二者并非真正的好朋友，只是在金钱、权势的诱惑下，暂时结成的政治联盟罢了。

闻名京城的“那家花园”

时间很快到了1911年，那桐在朝廷任职的第26个年头。26年来，他经历了很多也享受了很多，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高官。但随着辛亥革命爆发，许多省份宣布脱离朝廷“独立”，北洋军也提出如果自动退位，皇帝、太后可以留在紫禁城。此时朝廷乱了套，满清贵族们纷纷逃离。那桐也来了青岛，具体故事在后面的文字中会有详细介绍。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那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

清帝退位后，那桐便过起了隐居日子，有时在北京的那家花园，有时到天津的别墅。那家花园在北京东城金鱼胡同，那桐当官后的第二年(1886年)开建，经过三次大兴土木1902年才正式建成，当时以“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闻名京城。如今老北京人提到这里，仍然感叹这位“那中堂”的实力。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那家花园一直是个重要场所。北洋时期是达官显宦举办活动的地方，民国时期则是上层社交的主要场所。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北京时，曾三次到“那家花园”出席欢迎会。第一次是8月29日上午11时，国务总理陆徵祥、内务部长赵秉钧等开会欢迎孙中山先生;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5时，满族同进会与蒙古联合会聚宴欢迎孙中山先生;第三次是9月11日晚间，清皇室设宴欢迎孙中山、黄兴，席间，贝子溥伦致词：“孙黄二君皆今日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只可惜，再辉煌的建筑也抵不过岁月的洗礼，豪华的那家花园慢慢消失了，如今只剩下一幢小楼房，属于友谊宾馆的附属建筑。

除了北京的那家花园，那桐在天津也有楼房，在这边住够了就到那边住几天。“一九一二年七月置地六亩七分，官邸建筑立即开工，工期仅用了五个月零八天，转年一月入住。”那桐日记中这个入住的建筑就是位于天津红墙道(今新华路)上的那桐旧宅。据说，这栋别墅那桐很上心，设计图得经他同意，很多事情也是亲力亲为。这也展现出那桐的眼光确实非同一般，那时天津租界的很多小洋楼都用院墙和铁门包围得严严实实，唯独那桐来了个开放式的，人们从这里经过时能看到漂亮的庭院和洋气的小楼。

据天津文化信息网上的介绍：“民国初年那桐在此购买地皮盖起一大一小两座楼房，均为德式别墅，原在院内还建有花坛水池。大楼已于1981年拆除，小楼保存完好。”

在北京，已经退隐的那桐也是位有影响力的政坛人物，而在天津，他可以暂时离开这些纷扰，一个人安安静静。他在天津时闲暇时间除了跟姻亲来往，极少跟外人接触，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庆亲王载振。

那桐有八个女儿

在之前介绍政界的权术之道时，我们多次提到，除了金钱和利益，联姻也是一种重要方式，而有一个儿子八个女儿的那桐更是把这种关系发挥到了极致。那桐给女儿选择的婆家，都是晚清民初政坛风云人物，比如载振、言菊朋、铁良、杨儒、袁世凯等。其中与庆亲王载振之间的亲家关系最为复杂，或许用一句话总结更容易看懂：那桐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孙女嫁给了载振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同时他的五女儿和三孙女嫁的还是父子，姑侄变成了婆媳。

这种复杂的关系，曾经紧紧地把他们绑在同一根利益链条上，而现在，这份亲上加亲的关系却让两位老人成为晚年彼此的依靠。载振的孙女、那桐的外孙女金婉茹(爱新觉罗·毓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讲到，“庆亲王载振晚年住在重庆道庆王府时，极少出门，家里也很少有宾客，唯一经常与他走动的，就是外祖父那桐。”

在金婉茹眼里，外祖父那桐虽然不是皇族出身，但位高权重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晚清的贵族。只是在他的身上，贵族气质跟别人还不一样，比如他没有找姨太太，家中所有人都不抽大烟，能做到这两点在当时混乱的社会实属不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距，后人分析，或许是跟家族败落有关。他从一个“官二代”降到普通人，又从普通人一步步踏入官场荣登高位，这种奇迹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出来的。

那么，那桐在青岛又发生了哪些精彩故事呢?请您接着往下看。

城市信报记者 宫岩

[编辑：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