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 清亡后来青岛痴迷道教

张士珩  荒尾精

　　今年是2014年，在农历干支纪年之中，岁当甲午。120年之前，一场重大战争曾降临在中华近海，是为中日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大清帝国被日本击败。关于这场战争，后人记述颇多 ，但是与这场战争有关的间谍案，少有文章提及。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讲讲甲午战争中的一场间谍大案 。说来也巧，和本案相关的两个主人公都跟青岛有着密切的关系，中方人物名叫张士珩，日方人物名叫神尾光臣。他们之间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又在青岛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

　　张士珩(1857年～1917年)，字楚宝，晚年自号因觉生，安徽合肥人。说起这位人物，恐怕知道的人不多，但要是说起他的亲戚，绝大多数人都会知道，他就是李鸿章。

　　张士珩和李鸿章是亲戚，而且是亲上加亲。张士珩父亲张绍棠的祖母是李鸿章的姑祖母，张绍棠即是李鸿章的表弟，又是李鸿章的妹夫。而张士珩的母亲则是李鸿章的长妹，因贤惠，受到张李两家的一致好评。张士珩就是李鸿章的外甥。

　　早年，张家富足，李鸿章兄弟经常依靠张家接济度日，因此，李家兄弟对张家非常感激。后来李鸿章一跃而成为晚清重臣，张士珩也因此发迹。张士珩10岁时母亲病故，20岁左右到南京，拜汪士铎为师，曾考中举人。1888年前往北京考进士不第，遂留在李鸿章幕下。当时刘含芳主持北洋军械局，刘含芳赴旅顺负责旅顺基地建设后，原职由张士珩的长兄张席珍接任。数月后，张席珍病死，便始由张士珩接替。从此，他就和军械打上了交道。

　　张士珩本人在文学方面造诣很深，但具体到军火器械，后人评价不一。誉之者称张“每得一新式军械，必考辨其形制、度数、研求写放，穷幽洞微”等等。毁之者则以为这些话出自李鸿章向朝廷保奏张士珩的溢美之词，矫饰虚夸不一而足。

　　不管怎样，清朝官场本就是一个关系组织，张士珩不管在专业上成就如何，还是凭借李鸿章这层关系扶摇直上，后来因功保为花翎二品衔分省补用道，总办北洋军械局，兼办武备学堂。

　　日本人从张士珩处获得情报

　　张士珩凭借李鸿章的关系当到了北洋军械局的总办，殊不知一场大危机也就从此生根了。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就对战争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张士珩身为“军火大总管“，无疑成了日本人关注的对象，而且很顺利地，张士珩就被日本人拖入谍报网。

　　关于张士珩是如何被日本人利用的，坊间说法很多。归结起来，大致两类，一类是受军械局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利用，另一个说法颇为奇特——被和珅孙女迎和春所利用。

　　关于第一种说法，是主流说法。黄加佳在《甲午谍战》一文中说，甲午战争爆发第四天，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就被抓获，在他的供词中人们知道了获取情报的途径。石川伍一招认，自己是上一年九月随日本海军武官井上敏夫到天津的。他得知刘棻是军械局书办，便由护卫营汪开甲引荐结交刘棻 。后来，刘棻利用职务之便给他开过一张炮械数目的清单，还把自己的亲戚王大推荐给他当差。石川伍一则向刘棻行贿80银元。刘棻供称，他曾向石川提供过三次情报。这件间谍案让李鸿章提心吊胆，险些丢了官帽。原来，刘棻的上司军械局总办就是张士珩，他可是李中堂的外甥，当时坊间传言，张士珩和许多北洋大员都与石川伍一案有瓜葛。后来刘棻依律被绑赴市曹处决;石川伍一押赴教场，照公法用洋枪击毙，可案子并没有就此终结。

　　另一种说法则见于《北方法制报》第91期载《和珅后代瓦解北洋水师》里，文中称和珅的孙女、云月楼妓女迎和春欲报家仇，破坏北洋水师，曾利用过张士珩：“在云月楼接待来客中，迎和春结识了北洋水师总办张士珩。为了更便于窃取与出卖军事情报，迎和春纠缠张士珩先把她带到天津，后又带到威海卫。在威海，迎和春勾搭上日本间谍上川操五，她将从张士珩和水师其他官兵那里窃取的军事情报，都出卖给了他。一次，迎和春在与张士珩厮混时，得知水师即将运陆军渡海赴朝鲜作战，弹药尚无着落，就唆使张士珩从日本购进弹药，然后又将这个动向转告上川操五。上川操五立即将此消息报告日本国内，日本方面趁机向北洋水师出售伪劣弹药，埋下了坑害中国军人的伏笔……1894年9月17日，震惊中外的中日甲午海战开战。北洋水师虽然给日舰以沉重打击，但由于炮弹质量低劣，致使北洋水师战斗力处于劣势，五艘军舰被日舰击沉，邓世昌、林永开等许多官兵壮烈殉国。迎和春为报私仇写下了可耻的一页。但最终她也被水师士兵处决，可谓恶有恶报。”

　　尽管以上两种说法多有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张士珩被日本人利用并且泄露情报是实有其事的。

　　清亡后来到青岛

　　因为李鸿章的周旋，张士珩泄露情报一案草草收场，他本人也因此案被革职。好在李鸿章这棵大树枝茂根深，1902年李鸿章的门下周馥任山东巡抚，在他的保奏下，张士珩主持山东学务处兼参谋处，办理武备学堂;后来周馥擢迁代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士珩也随之主办大名鼎鼎的江南制造总局。

　　张士珩误泄情报是真，忠于清朝也是真。1911年辛亥革命，陈其美在上海率众响应，张士珩利用江南制造局驻厂炮队营和巡警固守顽抗，成为上海最后一个清军据点。民军屡攻不下，陈其美只身进入制造局劝降，反被张士珩用铁索捆绑在椅子上，押在阳台上示众。民军军警和商团戮力进攻，翌日张士珩逃往法租界，上海始告光复。

　　张士珩随后来到青岛，并见到了故友德国传教士卫礼贤。青岛作家李明在《一个清廷二品官的亡命生涯》中写道，他刚来青岛时的狼狈和愤怒情形，被传教士卫礼贤描述为是“永远忘记不了”的一幕。卫礼贤当时正在工作，张士珩突然“怒气冲冲”地出现了，情绪显得很激动。“看到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的样子”，卫礼贤“非常惊异”。张士珩告诉卫礼贤说，在制造局被攻破后，他和他的秘书，历经千辛万苦才从起事的士兵手中逃出来，赶到了青岛。

　　从卫礼贤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士珩的为人特点，他形容张士珩话语很少，经常一夜说不了三四句话，他“在中国文学方面学识渊博，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卫礼贤相信，为了在生活中有更好的行为，张士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道家式的冥想。

　　此后，张士珩不再参与政治，而是潜心佛道，在青岛开始了文人生活。

　　和徐世昌比邻而居

　　资料显示，遁居青岛的张士珩在今曲阜路拥宅问道，院内竹林繁茂，由南京故居迁入的“竹居读书处”碑刻，曾长时间放置在园中。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原博物馆副馆长王桂云先生曾研究过张士珩在青岛的生活，据介绍，张士珩居青时，曾同徐世昌为邻，并于1912年同游崂山，在崂山太平宫风景区，有徐世昌撰写的游记刻石，记述他们当年游山玩水的情景。《徐世昌游记》云：“癸丑(1913年)四月辛丑，约苏州吴郁生、广州李家驹游崂山，同游者贺县于式枚、合肥李经迈、张士珩宿于华严寺……”此记不仅说明张士珩与居青的一些清廷同僚的交往，同时记有“张君独留”的载述，当是留在崂山访道。

　　张士珩在青岛确实特别痴迷道教，鲁勇先生在《逊清遗老的青岛时光》一文中，也曾描述过张士珩在青研究道教的情形，“在张士珩的讲解下，卫礼贤写了《老子与道教》一书。……往往是卫礼贤早早来到张士珩的宅中，张士珩在书斋里焚上一炉香，在芳香袅袅中，张士珩讲，卫礼贤以德文记，他通记之后，再与张士珩逐句探讨，修正。”

　　除了研究学问，张士珩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有一次京剧名伶林树森来青岛在三江会馆演出《华容道》《古城会》时，张士珩邀请卫礼贤一同观剧，“观剧中，张士珩告诉卫礼贤，关羽在道教中被奉为关帝圣君，中国人奉孔子为文圣，奉关羽为武圣，结合《华容道》讲关羽的‘义’，讲来十分动容……”

　　1917年，张士珩终于青岛，享年60岁，他的故居后改为“瀛州旅社”，地近青岛大舞台(永安大戏院)，来这里演出的名伶如程砚秋、马连良等均下榻于此。上世纪80年代，旅社被拆除建为青岛饭店旅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