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友梁义亭兄于2015年4月9日在曲阜师范大学校友网上发表《“铁嘴丹心”的程汉邦老校长》一文，极富感情地回忆了老校长程汉邦的为人、为师、为领导的若干历史片段。其中在谈到老校长的“爱才”时举例说：“一九八七年秋，权锡鉴提出调往青岛海大，程校长很了解他的爱徒，知道我和锡鉴是朋友，就让我去劝留。因为锡鉴的爱人在青岛工作，久分两地生活不便，锡鉴终是赴青意决。那时候，评聘讲师的名额还是由省教委下达，各高校不得自擅，名额非常紧。有一天，程校长专门找我说：‘小权是走定了，那就给他评了讲师再走呗。人品好，学术也好，在咱这是人才，到了人家那里也是人才呀。咱不能留不住鹿也不让鹿吃草，不能耽误人才发展呀。’权锡鉴评了讲师进入青岛海大，也确实没有辜负他的恩师雄心慧眼识才爱才的厚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母校力图挽留的诸多大牌教授和人才中，义亭兄能以我这个“小字辈”为例叙说程校长的“爱才”，足可以说明我与义亭兄的交情。然而，上述这段话所描述的诸多方面却并非历史的真实。
1979年秋季，我入学母校政治系时，程汉邦担任系主任。那一年的“迎新”，程主任在校门口十分热情地逐个迎接我们新生入学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心情是急切盼望能听到系主任讲课的，但这个愿望却一直没有实现。在我们入学后不久，程汉邦主任被任命为曲阜师院副院长。由政治系出身、先后被任命为副院长的还有张明、徐宝庆两位老师。当时，程汉邦是第一副院长，协助赵紫生老院长主持学校日常行政工作，其工作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在我们整整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没能听到过程汉邦副院长的讲课，也没看到过他的文章。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我们毕业前夕，他拨冗参加了我班在学校办公楼前的毕业合影。本科毕业后，我被留校任教。留校任教的我，仍希望能听到程汉邦副院长的正式讲课或学术报告，但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在我留校工作后不久，程汉邦接替赵紫生成为学校行政一把手。随着学校的更名，“院长”变为“校长”，其日常工作则更为繁忙，“里应外合”的压力则更大，授课和做学术报告的可能性则更小。在我留校工作的四年时间里，我与程校长之间并没有近距离的接触和正面交流，他与我的关系就是一个校领导与一个普通青年教师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就是在校园里偶尔碰面时彼此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但程校长大约是知道我的，可能因为我在本科时就发表了几篇论文而在青年教师群体中“小有名气”;我也是大致了解程校长的，他作为校长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能言善辩、聪明机智、应变能力很强。1986年秋天(非“一九八七年秋”)，因为我爱人在青岛工作，夫妻两地分居，本人正式向学校人事处提出调离母校，调往山东海洋学院工作。在我申请调动工作的过程中，时任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的林江先生，因为在《东岳论丛》上看到过我发表的一篇论文而对我产生了“兴趣”，他主动与我联系，要求我到省社科联工作。1986年底，在济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林江先生与程校长会面了，林先生向程校长表达了调我到省社科联工作的愿望。会后，程校长找到了当时在校人事处工作的梁义亭，让他向我表达他的意见：想调走，学校同意，但必须到省社科联工作，这有利于曲师大的事业发展。当时，林江先生的赏识与诚意令我十分感动，程校长的大局观念我也表示理解，但我的意向是去青岛与夫人团聚。好在时任学校人事处处长的李德生先生对我十分体谅与理解，他最终批准了我调往青岛工作的请求，1987年5月我离开了母校。在母校八年的学习与工作过程，我与程校长的关系是极为普通和平常的，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校领导而非“恩师”;在他眼里，我肯定是一个不太守规矩的狂傲青年而非“爱徒”。
我尊之为“恩师”、称我为“爱徒”的是前面提到的张明吾师。张明老师是母校的元老级人物，文革前长期担任政史系系主任，当时程汉邦、徐宝庆等是他的部下，分别担任哲学和党史教研室主任。 “四人帮”被粉碎、改革开放后，张老师担任曲师宣传部部长。在这期间，他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对新时代的满腔热情，积极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力主拨乱反正，力挺改革开放的新路线，在省内外几乎不停顿地到处做报告、做演讲，在《齐鲁学刊》及其前身《破与立》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被公认为山东省理论战线上的“旗手”;在这期间，他与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七九级青年学子打成一片、密切交流，在校园里，在教室里，在他家里，一大批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和环绕在他身边，常常长时间的高谈阔论甚至通宵达旦。张老师的理论见解与精神气质深深地感染了一代青年人而成为我们的精神领袖和良师益友。在此背景下，乘大势而上，张老师几乎是不可阻挡地被提拔为曲师副院长的。我与张老师的实质性交往开始于1982年。这一年我在《江海学刊》上发表了一篇哲学论文，当年曲师最大的哲学权威就是张老师，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的沾沾自喜驱使我大胆地登门拜访他。张老师住在西院一个联排平房里，房子并不大且室内配套很差，他与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户外公共厕所。我的冒昧造访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不自在，他的平和与实在很快使我放松开来，自由敞开地与他进行交流。当他看到我发表的论文时，立即表示了认可，说我是个可培育的“苗子”。在我本科毕业前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常性地到他家里请教问题，或在室内或在屋外，两人分别坐个马扎子，自由平等地聊天、喝茶、抽烟，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间或无语则彼此沉默，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情同家人，亲密无间。现在想来，一个大学副校长能与一个普通本科生有如此这般的交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这期间，张老师经常细心地指导我如何读康德和黑格尔、如何读马恩经典，教我怎样查阅资料、怎样构思写文章等等，每当他在校内讲课或开讲座，总是叫我去旁听并要求做好笔记。张老师给予我的指导和教诲是难以用“受益匪浅”来形容的。1983年当我再次以本科生的身份在《齐鲁学刊》上发表论文时，张老师已经认定我可以做他的学术助手了。毕业前夕，我到他家里道别，告知他系里准备把我分配到聊城地委党校工作，他听后立即给政治系党总支书记刘书章打电话，明确表示把我留校给他当助手。我就这样被留校了，留在了张老师分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任公共课教师。留校后，根据教学任务需要，让我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我的兴趣是哲学，要我讲经济学课程真有些不情愿，张老师得知后对我进行了批评，他说青年人应该多涉猎一些东西，尽可能开拓知识面，讲政治经济学更有利于搞哲学研究，并要求我下工夫通读马克思《资本论》。当时，我的工作是一方面与张老师共同研究哲学问题，共同发表学术论文;另一方面苦读《资本论》，给中文系、数学系、物理系等多个专业讲授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多学科的自我交叉与融合。没有想到的是，这段教学与研究经历，奠定了我后期事业发展的基础，我现在之所以能够从事工商管理研究并有所进步，基础理论与学术基本功正是源于这段经历。大约在1983年底，张明与徐宝庆两位副校长的行政职务被省委宣布暂时搁置，等待重新安排行政工作。张老师等待的时间较短，徐宝庆老师等待的时间则很长。在那段“等待”的时间里，张老师并没有消沉，而是热切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记得他对我说，长时期干行政工作脑子里空空的，思想都枯竭了，正好趁这段时间多看点书补充和丰富一下自己。这期间他十分勤奋，写出了多篇学术论文，有时出差外地还写信让我帮他查阅有关资料。1984年夏天张老师调任聊城师范学院主持行政工作。他调走后，我们保持了经常性的学术书信往来。1986年当张老师得知我要调往山东海洋学院工作时立即表示了反对，他说青岛那个地方不适合做学问，山东海洋学院的文科不行，做学问还是留在曲师为好。抱歉的是，我没有听进老师的话，后来还是离开了母校。1987年8月，正式被任命为聊城师院院长的张老师到青岛开会，我趁机请他到我的陋室吃了一顿饭，他当时依然反对我调离曲师，无奈木已成舟，我敬了他两杯酒只好作罢。这顿饭，是我与张老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世俗交流。张老师在聊城师院工作期间，我与他仍有学术交流与学术合作。后来，随着张老师的离休和我在专业方向上的转变，我们之间的学术交流减少了，但师生之情并没有淡化，我经常给他打电话表示问候，有时他也跟我通话了解我的近况。张老师的晚年是在聊城度过的，但我感到他的心、他的情感始终在曲师。母校的有关活动他每请必到。张老师在50多岁时曾说自己能活到120岁，但这个想法未能如愿。他60多岁时，青梅竹马的老伴在外地突然去世，给张老师以沉重打击。后来他又找了一个老伴，但好景不长，在一起生活了不久就因病去世，再次给张老师以沉重打击。两次打击致使张老师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晚年的最后岁月里，张老师已经不能跟我进行语言交流了。2013年1月1日，惊悉张老师不幸逝世的噩耗，痛失恩师的我顿时泪流满面。
上述这段发生并源于曲师的“恩师”与“爱徒”之间的交往佳话，我早想一吐为快，非常感谢梁义亭兄的回忆文章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
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当年与张老师同时被宣布搁置行政职务的徐宝庆副校长是我的大学任课老师。大学一年级时，徐老师作为曲师教务长给我们讲授中共党史课程。他讲课的慢条斯理和语言表达的精准到位，赢得了我们全班同学的赞佩和爱戴。他被搁置行政职务后，被学校安排在马列主义教研室，与我在同一单位工作。如同张老师一样，中止行政职务的徐老师并没有消极，他与一般教师一样，正常地上课，正常地参加学术会议，正常地撰写学术论文，尽显大家风范。若干年以后，徐老师被重新启用，出任母校校长，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关于梁义亭兄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评讲师”一事，那更是我和那一代青年教师心中的痛。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名额非常紧”，而是在文革结束后一个很长的历史转型期里，长时间地不给青年教师评职称。当年许多优秀青年教师已经是成果累累了，但得不到申报职称的机会。记得有一次我与郭沂(现为韩国首尔大学终身教授)、王钧林(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新宇(现为南开大学教授)、刘忠世(现为青岛大学教授)等几位青年教师到刘蔚华教授(时任《齐鲁学刊》主编、孔子研究所所长，后任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山东省社科联主席)家里拜访为此而抱怨时，刘教授为我们大鸣不平，他说今后你们不要说自己是助教，就说自己是教师吧。其实当时我们连助教的身份也没有。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在学校，省属高校的做法都差不多。我本人是在调离母校之后，于1987年12月在山东海洋学院被“破格”评为讲师的。
梁义亭是我的母校师兄和好友。1978年他作为大龄青年入学曲师中文系，在校期间，思想活跃，极富有创意，在文科学生中出类拔萃。本科毕业时，他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情感经历。毕业后回到老家即墨县任中学语文教师。因为他在大学时代显露出来的才华，也因为他在曲师校园里找到了人生伴侣，后来被调回母校工作。先在学校职能部门工作官至处长，后在院系担任党总支书记职务。在曲师我与义亭兄有着深情厚谊的交往，我调到青岛工作后也始终没有断了联系。义亭兄比我大许多岁，今年想必是65岁左右的年龄了。年龄大了，再加上他容易激动，在写回忆文章时出现一点“记忆模糊”或“张冠李戴”的差错，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最近，我在北京与郭沂等几位当年在曲师共同奋斗过的学者聚会时，深情地回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曲师度过的那段黄金岁月。那是一段自由探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理想奔放的美好时光，它将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曲阜师范大学青岛校友会 权锡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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