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避免的事故
残酷的欺凌本应该有化解的途径。
在事发前的两个月和前几天，都有陌生QQ账号找上徐晓艳“臭骂”一通。徐晓艳这才明白，在大约11个月前，担任学生会干部的她，因为制止课堂上正在说话的女生，遭到记恨。
被制止的女生曾对自己的班主任表达过对徐晓艳的不满。“班上同学说，确实是她当时说话最厉害。”该班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问清基本情况后，便没有再深究。
来自受害者的“求救”信号也常常遭到成人世界的屏蔽。
腾腾跳楼前，曾不止一次跟妈妈说，学校有人欺负他，“她以为只是小打小闹”。出事前的寒假里，他跟妈妈提出不想住校了，妈妈说，“还有两三个月就中考了，怎么就坚持不下来?”
儿子跳楼后，腾腾的父亲想起以前开家长会，老师和家长都只关心“孩子们在市里、级部里又上了多少名次”，根本不注重心理和安全教育。他只恨自己后知后觉。
在欺凌最严重的时候，刘洋也曾向班主任提出换宿舍，但并未被理睬。
在高景行看来，学校和教师模棱两可的态度助长了校园欺凌的发生。“一个巴掌拍不响”、“怎么人家老是欺负你”之类，来自老师的质疑让他觉得被“二次伤害”。
事实上，因为遭受欺凌产生的报复性杀人事件，曾经成为欧美等国重新认识校园欺凌的转折点。1999年，科罗拉多州两名曾长期遭受校园欺凌的高中生，枪杀12名学生和1名老师，最后自杀。事发后，包括科罗拉多州在内的多个州通过了相关的反霸凌的法律。
“国内受访的大部分老师都觉得自己学校的欺凌行为非常少，至少不严重。”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吴竞在做研究生论文时，曾在河南省发放1000份有关校园欺凌的调查问卷。让她感到诧异的是，即使是学校的心理老师都觉得自己的学校没有欺凌。老师们普遍觉得，那些打架、闹别扭都是小打小闹，“小孩子懂什么?”
中国传媒大学一份涉及26个省份的社会调查呈现了这种意识淡薄的尴尬后果。调查结果显示，在事件发生后，68.18%的受害者选择默默忍受，其中，近半数受害者是向老师或家长报告后无果，最终不得不独自忍受。
高景行清楚地记着，初一下学期，有一晚，坏孩子挑战了他的忍受极限，他鱼死网破地与对方干了一架，被老师逮住。
“老师的逻辑是，只要你动手了，你就不是弱者，不是被保护的一方。”这让他感到绝望—— 忍着忍不住，反抗也不行，他闪过一个念头，“想把那些欺负过我的人都杀了”。
不要害了下一个“我”
到新学校上学的时候，徐晓艳的父亲把孩子的经历告诉了校长。“现在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对她都很好，时不时找她交流一下。”他在无奈中抱着乐观：女儿性格好，终究会被老师和同学喜欢。
不过，对于大多数没有“出事”的校园欺凌当事人来说，他们的欺凌经历通常得不到更多的关注和反思。“活在一次次自我撕裂、一次次自我重组的绝望中。”刘洋这样评价被欺凌后的日子。
小学六年级的他，开始听摇滚音乐，心里的压抑在重金属的狂躁中得到宣泄。十几年来，他坚持长跑，运动带来的多巴胺让他感到身心的愉悦。“我还从书本里找到了另一个世界，我喜欢音乐，学了好几种乐器，即使都玩得挺烂，我每天都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加油。”
在社交网络上，他号召每个人关心身边的孩子。他悲观地觉得，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像他一样，在经历了劫难后，拥有了一颗铜墙铁壁般的心脏。“很多人走不出来，无法像我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图书馆答题。”
高景行觉得自己摆脱欺凌的方式“非常讽刺”。初二之后，学校按照成绩分配宿舍，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脱离苦海。
初三毕业，当他拿着档案，走出那所“积累了所有怨恨的学校”，第一次感觉空气那么值得去呼吸——“是啊，我再也不需要接受那种屈辱的生活。”
但是，毕业照上的那些人，仍然让他困惑。他们摆出剪刀手，笑得挺阳光。“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做出这么坏的事?”
李保群在法庭上给出了回答。在连云港电大女生受辱案宣判的法庭上，李保群引用了卢梭的话劝诫当事人：人都有善恶两面，你们曾经被黑恶笼罩，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你们能让人性的善多沐浴光明。
不过，这并不能被受欺凌者接受。
“在法律制裁普遍缺位的时候，宣传‘以德报怨’，寄希望于人性，就会害了下一个无知的‘我’。”一位成都的受欺凌者反复质问记者，“你说除了‘以暴制暴’，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他无数次幻想自己成为《夏洛特烦恼》里的夏洛，“穿越回去，把他们暴打一顿，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抚慰。”
徐晓艳的父亲并不希望女儿在日后的生活里遗留这种愤怒。他甚至不再纠结被拖欠的赔偿金，唯一的心愿是女儿的身心在平静中得到修复。
进入新学校不久，老师曾提议让徐晓艳担任班干部，遭到了他的反对。“我不让她当，就是怕她再惹那个麻烦。”
本报记者 李兴丽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徐晓艳、刘洋、高景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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