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是生命的一部分
10月17日晚，王志和一位推广“禅修”的郁友发生了“论战”。
这是诸多关于抑郁症治疗方法论战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次。由于在全球范围内，目前抑郁症准确的发病机制尚未确定，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间治疗方案的泛滥。过去一年半，王志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有靠跑步的、有冥想的、有针灸的、有吃西药的，还有修佛、拜神的……
“高科技疗法八成是骗子，祖传秘方100%是骗子。”自己和多位郁友的血泪经验塑造了他的治疗方法论。因为不堪忍受强大的服药反应，王志在最初放弃了药物治疗，依靠以精神分析为主的心理咨询和步行:心理咨询让他开始面对并接受自己人格上的问题，而运动促使大脑分泌的内啡肽和多巴安则让他感到兴奋和愉悦。
但是，对于中、重度抑郁症患者来说，坚持系统的治疗更加困难。孙其与王志相识于广州的一个匿名互助交流群。27岁的他如今就职于一家电商公司，工作之余他是音乐发烧友，打羽毛球、谈恋爱、旅行。如果不知道他需要每天服用舒思、帕罗西汀和碳酸锂，外人会以为他比这个城市里的很多宅男都更健康。
孙其的病因是工作，2010年底发病后，像很多重度抑郁患者一样，“很小的事情就能引发巨大的情绪问题”，在被自杀反复缠绕的日子里，他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和药物治疗。
“去医院看精神科大夫基本就是开药、加药，心理咨询也只能帮你发现问题，要想改变必须靠自己。”更糟糕的是，孙其发现当药物改善了抑郁情绪，也带了显著的副作用。当用于稳定情绪的碳酸锂加量至5片时，他早上起来已经没有任何感觉，“坐在床上一直发呆”，原来爱听的音乐听起来也没有感觉，“感受不到喜悦和悲伤”，更糟糕的是，当他试图减少药物，“根本无法入睡”。在孙其的一再要求下，医生降低了药量。他对自己患病情况严格保密的前提下，他开始尝试参加具有社交功能的体育运动，希望通过原始的奔跑、跳跃获得兴奋感，在兴奋中稀释焦虑，“一个轻松的社交圈子，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王志解释，很多抑郁症患者都有同样的感受，“刚开始得病的时候，总希望别人能理解我、体谅我，现在对人对己都更能接纳，因为治疗本身就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
带着“黑狗”上路
“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丘吉尔长期罹患抑郁症，他称抑郁症叫做“黑狗”，在他之后，“黑狗”成了英语世界中反复遭受抑郁症袭击的代名词，抑郁症也因为高复发性成为患者的一大心理负担。
通过药物获得稳定的陈子强女儿和孙其开始考虑停药，王志则时隔一年半后准备开始工作，“到一家公司做网管”。这些试图过回正常生活的决定并不容易，无论是停药，还是回归压力重重的都市生活都意味着暂时驱散的黑暗将再一次悬挂在天边。
陈子强的愿望很简单，希望女儿能通过逐渐停药后像正常女孩一样去谈场恋爱，将来组建自己的家庭。四年过去，抑郁症仍然是一个隐疾。他想起这些年与其他患者家属为数不多的一次聊天，那是2012年女儿住院时，在晚上黑乎乎的大厅里，他劝另一个母亲对孩子不要干涉太多，话说得很浅，像是劝对方，更像是反思自己的家庭，“后来也再没联系过。”
今年6月，孙其换了一份“需要动脑”的工作，他希望用脑的压力能激活被药物控制得像植物人一样平静的情绪。“脑子没以前转得快了，记忆力、感知力也下降了。”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不应该吃药，“如果当初不钻牛角尖，不一个人窝在家里，可能就不会严重到需要吃药。”在心理的斗争中，他终归接受了自己，“接受现在的自己，带着这种问题也能生活，带着抑郁的情绪，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
王志的生活轨迹则被抑郁症改变，他放弃了原来的软件工程专业，希望一边做网管，一边考取国家咨询师，“后面还要去接受专业的培训，成为真正能够引导抑郁症患者的咨询师。”与孙其一样，他选择结束战斗状态，接受抑郁，带着“黑狗”上路，以此获得持续的自我成长。
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9年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据此推算，中国抑郁症患者超过9000万人。这一度促使王志希望促成更多高效的交流和互助——国内最大的阳光互助心理健康论坛也不过7万多用户，上千个QQ群里真正患病的也超不过十万，仍有大量患者未被发现，或成为孤岛。
但组织有关抑郁症的公益活动殊为不易，以国内唯一一个抑郁症线下公益组织为例，每次活动都需要填写详细的个人资料、不自杀承诺书和紧急联系人情况，“国外发生过类似案件，大家聚会的时候有人自杀。”
冒着诸多风险，今年4月，王志在青岛组织了一次线下活动——和群里十几个患者相约去中山公园赏樱花。王志说，最后成功赴约的总共5人，走到中山公园门口发现人太多，“没敢进去”，找了个地方聊了聊自己的故事，都是关于被歧视、不被理解的吐槽，“但感觉真好。”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兴丽(应采访对象要求，陈子强、王志、孙其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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