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 给企业家的七点建议》(以下称《报告》)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正式发布。这份报告由国家权威智库、一线财经、时政和法治新闻从业者合作完成，课题组从2012年以来80多项政商关系案例一手资料和深度访谈中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进行了分析解读，其中大连某领域一位知名企业家几乎不给官员送礼、富士康万达等知名企业和河南山东的合作、杭州某通信企业和政府的双赢等，被认为企业和地方政府合作的正面典型。
对行贿企业家
不再从轻处理
盘点近四年中国经济大事件，反腐无疑是重中之重，而随着大量贪腐官员的落马，牵涉其中的企业与企业家也受到巨大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刑罚之严、数量之众，实为罕见。”据统计，从2012年至今，超过100名省部级以上干部相继落马，其中包括周永康以及郭伯雄、徐才厚、苏荣和令计划。
官场的震荡也波及到商场，一名落马官员背后往往有数名至百名不等的商人被调查、抓捕。
中纪委在2014年7月对周永康立案审查，随着调查的展开，多达300多名与之相关的人士列入被调查者名单，其中包括众多商界人士，如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成都国腾集团原董事长何燕、成都高投集团董事长平兴、四川金路集团董事长刘汉等。这样的情况在反腐案件中不断上演。2013年，江苏省南京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季建业被查处，受其牵连的不乏知名商人，包括江苏上市公司金螳螂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首富朱兴良，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苏州美田集团董事长高琪等。
以往，商人往往可以利用关系，躲避法律的制裁，被牵涉的商人仅是少数，且即便受牵涉，也多是负责执行层面的员工，往往不会牵连到更高级别的管理者或者官员，而如果一旦牵涉到地方利润大户企业，地方政府也可能出面保护。但这一轮反腐异乎寻常。从以上这一长串反腐风暴所波及的商人可以看出，这次被牵涉的企业家中有很多是上市公司、著名企业的一把手，牵涉的企业家职位高、范围广，即使利用关系，也没有躲过法律的制裁。
随着反腐的开展，诸多企业家命运也随之逆转，企业经营困顿、妻离子散、远走他乡，及至沦为阶下囚，代价巨大。比如，2013年2月19日，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与外界失联，在近20个月后，邓鸿2014年9月在成都现身。受此牵连，会展集团旗下的不少海外投资均止步不前。
还有一些卷入贿赂案件的企业家远走海外。在香港四季酒店，住着一批企业高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因涉贪腐案外出躲避、杳无归期、极度焦虑。这主要是因为对参与行贿的企业家的处理更加严厉。
过去反腐调查中，涉案企业家配合反腐部门调查，提供破案线索等，一般可以得到反腐部门从轻处理，多数行贿行为并未被科刑惩罚，但本轮反腐，卷入腐败政商关系等企业家许多难以幸免。但现在，一些检察人员在接受《报告》课题组采访时表示，只要情节严重，商人就很难“脱身”。
贿赂换取资源的
时代已过去
在持续反腐的局势下，目前政商关系将受到何种影响?上述研究认为，反腐将成为一种新常态，而政商关系将在政治、经济大势的变化中进入新局面。在反腐成为新常态之后，简政放权成为改革的必然趋势，企业和企业家们将面临新的政商环境。
过去通过权钱交易，政府官员释放部分资源给市场。在现实中，随着管制给官员带来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官员会得到负向激励，更有动力去实行更多的管制，因此消除腐败的根本办法是减少管制。而减少管制，正是改革的大趋势。2013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当选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宣布来其施政的核心工作之一—— 国务院行政审批事项要削减三分之一。三年来，累计取消下放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达618项，占原有底数的40%。这意味着，过去容易产出腐败的权力直接被砍掉。
对于企业家而言，要做出的改变也显而易见，过去在许多领域，只要拿到牌照，通过审批，进入行业就可以赚钱。因为准入的门槛非常难获得，但是今后，许多行业的准入权会放开，进入者会更多，但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监管政策也会变多，规范经营比取得审批上的优势更为重要。
中国政商关系将发生根本改变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新型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潮商协会副秘书长介绍，目前潮商越来越规范有一个重要原因，现在都到了二代接班的时刻，潮商的二代很多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他们的经营理念与父辈有明显区别。目前，国内二代接班人开始掌管企业的典型是娃哈哈和新希望。据媒体报道称，宗馥莉“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成熟市场经济运行和社会文化理念的影响，与重视人情的父亲大不相同。她更尊崇严格的规章制度，与中国人习惯含蓄表达的方式不同，她更喜欢直来直往。”
与此同时，职业经理人的日渐普遍，也让企业的政商关系变得更为规范。一般地，职业经理人逐利的动力没有创业者那么强，所以对不健康的政商关系依赖程度没有那么高。通过上述观察不难看出，以贿赂换取资源的旧政商关系成本太高、大势已去，企业需要更能规避风险、更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新型政商关系。
企业家
该如何选择?
从目前趋势来看，公开透明的政商关系将成为一种趋势，也将是企业经营中非常关键的因素。与官员近，还是与事近?跟着官员走，还是自己走?资产分散好，还是集中好?在政商关系新变化中，企业家需要重新作出选择。
过去三十余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还有很多人与政界关系密切，相互支持，互动频繁，但又保持了安全的距离，比如鲁冠球、柳传志、王健林、马云、刘永好、王石等。总结这些擅长处理政商关系的企业家们的经验，可以看到他们更强调与事近，而不会与某个特定的官员走得过近，虽然密切但仍保持适当距离。而在处理企业事务上，他们与历届政府均保持密切关系，他们了解官员对做出政绩的渴望，也会选择那些当地迫切需求的产业项目，并以此争取政府支持和政策倾斜。
而企业与官员保持密切关系到什么程度呢?不同的企业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创鸿集团总裁黄鸿明的前车之鉴值得思考。他和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是华南理工大学第三届EMBA学员。创鸿集团起步于广东揭阳，正是万庆良在揭阳主政期间。2010年，万庆良担任广州市市长，创鸿总部于同年迁往广州，并陆续在广州、佛山高调摘下多个地王项目。随着万庆良的落马，黄鸿明随之被捕，创鸿集团传出裁员、破产的消息。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企业紧紧跟随官员的职务升迁变化而制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利用这样的特殊关系，企业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机会，但是一旦官员落马，这些企业往往难逃法律追究。
一些企业靠近官员时，另外一些企业选择了转移到更加公平、透明、规范和有序的商业环境中经营。比如，许多成功的企业，也从其初创时所在的欠发达地区，陆续转移到了北上广深这样的营商环境更为正规的大城市，或选择了海外上市等途径，适时把自己的企业引向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企业资产的配置情况也决定了政商关系所导致的风险因素高低。
比如，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前董事局主席黄光裕曾是中国的草根首富，即使在涉案被判刑后，却依然拥有过百亿资产。
《报告》分析认为，主要是因为黄光裕将其资产合理分置在上市公司、非上市企业以及多元化投资。
政商关系正面典型
“让政府有求于企业”
在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建议中，富士康、万达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其中的典型。
当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来到河南考察时，时任河南省省长郭庚茂专程赶到机场迎接。当富士康在郑州落户的协议签署之后仅一个月，富士康在郑州的第一个项目投产。这个过程被当地媒体称为“郑州速度”。“富士康的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招商，而是政治责任，从上到下，郑州市各局办各区县全部都是一把手亲自抓，到处亮绿灯。”郑州某开发区官员强调。
《报告》中列举了万达的两个项目武汉的楚河汉街项目、青岛的东方影都项目，“我为什么一直要搞创新，就是要政府来主动找我。”王健林说，做到别人来请你的时候，就不用行贿了。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议价能力很低。但是当政府有求于企业时，情况会发生改变。《报告》认为，无论是富士康还是万达，地方政府主动追捧，主动给予大量的行政资源投入，这样的政商关系，无疑是安全和稳固的。
双赢的官商合作案例
2005年，浙江杭州市某经济开发区开始开发，杭州某通信企业是该区纳税大户，该企业收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提示”：希望该企业能在这片新区拿地盖楼，完成政府的招商指标。该公司董事长迅速理解了政府的意图，并且主动与政府沟通，了解到政府方面希望该企业完成的“任务”是一百多亩地的开发。该董事长衡量之后，认为企业资金不能承担一百多亩土地，再次与政府官员沟通、协商，表达了企业的实际困难。之后，政府将一百多亩地分割成了几块，分给了不同企业，该通讯企业负责其中一块地的开发。拿地之后，该企业修建了办公大楼，政府在其办理修建办公大楼的各种手续时大开绿灯。而开发区也很快完成了规划与开发，是一份好看的政绩。自2005年之后，该开发区地价一路上涨，企业获利颇丰。这可谓一个双赢的官商合作案例。 记者 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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